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多发的特殊阶段。市场不完善、结构不合理、配置低效率的阶段性特征导致各类社会公共问题错综复杂，也使得社会治理的难度不断加大。就其本质来说，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传播现象，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其传播与扩散易引发社会恐慌情绪，增加社会治理成本，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危及社会稳定运行。仅以2012 年7—8 月份印度阿萨姆邦族群冲突为例，这次冲突事件导致40 多万阿萨姆人流离失所，400 多个村庄化为灰烬，而其直接导火索为一则当地穆斯林要对来自北方的阿萨姆邦人进行报复性“屠杀”的谣言。有鉴于此，对社会谣言进行防控治理理应成为社会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就广泛存在着以民歌、民谣、童谣、讹言和流言为代表的社会谣言，从“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而使周公 “避位居东”，到满清时期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所谓“叫魂”妖术的哄传。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社会量子化趋势的到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方便快捷，与此同时谣言扩散也打破了以往传统传播方式的局限，呈现出突发频次高、传播速度快、蔓延范围广、成因多元化等新特点，“蛆橘事件”、“抢盐风波”、“皮革奶粉”等谣言层出不穷，这给当前中国的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诸多挑战。因此，如何有效遏制社会谣言，减少谣言带来的危害，避免不实信息造成的恐慌，维护公序良俗，研究谣言在社会传播的动力机制已成为当下中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迫切问题之一。

在英文中，谣言（rumor）一词来自于拉丁文吵闹（noise）和喧嚣（din），指的是在人群中传播的未经证实的说法。自诞生之日起，谣言就被描述成为“虚假”、“欺诈”、“扭曲沟通”、“毒瘤”、“精神癌症”的代名词^{[1, 2]}。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特殊呈现形式，谣言其本身就包含着未被官方证实甚至是虚假的信息，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极易对公众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美国社会学家 Shibutani^[3]则认为“虽未经官方资料证实，却被大多数感兴趣的公众认真接受的描述、预言或解释是谣言”；在这里，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法国学者Reumaux^[4]进一步将谣言定义为“对失衡或社会不安状况的一种反应”。因此，综合国际上对社会谣言的理解和认知，可把社会谣言归结为在短时间内恶性爆发的，利用各种渠道传播的具有挑动性、容易引发公众共鸣，其扩散范围超出当地人口1%，传播密度超1 500 人/km²，造成反制度、反社会、反文明等影响，并严重扰乱社会运行秩序或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虚假信息。

（1）时间属性。主要是指谣言发生时刻、持续时间、发生频率。一般来说，若谣言发生在公共敏感日期、持续时间较长且有以往类似的先例，往往需要重点关注。按照谣言发生的历史频次性，某事件信息的发生概率越低，则越有可能产生谣言。

（2）空间属性。主要是指谣言发生地点、传播密度、影响范围。一般来说，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约为135 人/km²，若以人口的10 倍来计算，即传播密度超1 500 人/km²，占当地人口1%的公众受到影响，则认为谣言开始滋生。

（3）社会危害性。一般来说，社会谣言往往是不实的、有害的、带有挑动性的，在短时间内恶性爆发，会严重扰乱社会运行秩序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具有反制度、反社会、反文明的鲜明特色，同时其传播和扩散可能造成社会不信任感甚至恐慌情绪的滋生。

国外有关社会谣言的理论研究可追溯到20 世纪40 年代，且相对比较完善和成系统化^{[5, 6, 7, 8, 9, 10]}。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回顾和梳理（表 1），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将基本研究结论的得出建立在对各类谣言进行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并把重点放在对社会谣言扩散的定量模型研究方面，主要有微分方程模型、谣言传播实验与仿真、统计模型等^{[11, 12, 13, 14]}。 此外，由于谣言与流行病传播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利用传染病的动力学SIR（Susceptible-Infected- Recovered） 模型和SIS （Susceptible-Infected- Susceptible）模型，以及基于对它们的多种改进，如考虑潜伏期的SEIR 模型和混合模型SIRS 等，已成为社会谣言传播扩散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近年来，随着复杂网络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将谣言传播理论扩展到复杂网络上，已逐渐发展成为谣言传播扩散研究的新方向^{[15, 16, 17, 18]}。

表 1 国外学者关于社会谣言传播扩散研究的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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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来看，学界对社会谣言的关注始于20 世纪80 年代，主要是从语境和心理等层面给出对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认知，其大部分是建立在判定谣言作为“有害信息”的基础上，考察其传播扩散规律，讨论其社会影响，最终目的是为了防控谣言，包括谣言传播过程的语境分析、谣言传播的心理学分析、网络谣言扩散的动力分析及对Allport & Postman 谣言基本公式的进一步改进。此外，近年来中国学者已逐渐开始采用定量化手段来模拟谣言的扩散规律，包括建立传染病模型研究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传播^{[19, 20]}、演化博弈论在谣言扩散模型中的应用^[21]、生态学种间竞争模型对谣言演进策略建模^[22]、基于信息熵原理的谣言传播仿真研究^[23]、系统动力学对谣言传播的认知^[24]，及基于社会复杂网络的谣言传播建模等^{[25, 26, 27]}。

针对各类形式的社会谣言治理工作已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首要任务和重要职责。为治理社会谣言，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家或出台相关法律、或采取多重措施，共同打击社会谣言这一全球“公敌”。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城市还成立了“谣言控制中心”，由官方出面及时治理各种谣言。中国的社会谣言治理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从2013 年下半年起，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部署打击利用网络造谣、传谣的行为，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针对社会谣言传播行为的司法解释（表 2）。

表 2 国内外对于社会谣言及其传播的主要治理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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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社会稳定预警研究组从2004 年开始关注并研究谣言问题，且一直采用社会物理学的思想和理念来研究相关问题，目前已在社会谣言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如何识别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28, 29]}。森林火灾模型作为社会物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流，将其引入社会谣言研究尤其是传播过程分析具有典型性和必要性。

扩散蔓延是最为普遍的一种自然现象，例如： 燃烧理论、相变理论、生物化学以及生物群体动力学等领域中都广泛存在着大量的扩散现象。森林火灾作为一种常见的自然灾害，其林火蔓延是一个多相、多组分可燃物在各种气象条件（温度、湿度、风向和风力等）和地形影响下燃烧和运动的极其复杂的现象，是森林可燃物从点燃开始，直至熄灭的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图 1）。 学术界至今所做的研究多是根据现场观察和实验室实验，抓住其中某些重要因素，按照统计的或物理的规律，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从而估计林火的属性。自1946 年Fons 提出森林火灾蔓延的数学模型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火灾蔓延模型，主要有美国的Rothermel 模型、澳大利亚的McArthur 模型、加拿大的国家林火蔓延模型以及中国的王正非林火蔓延模型等，以及在这些模型基础上的修正模型。

图 1 森林火灾蔓延的一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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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森林火灾机制认识的加深，其内容逐渐集中到可燃物类型、温度、湿度、坡度、风速和风向等方面。其中可燃物包括草质、木质可燃物和其他可以燃烧的生物质，干燥的可燃物比潮湿的可燃物更容易被点燃；温度越高林火燃烧越剧烈，而较高的相对湿度和降水可以降低林火蔓延或使其熄灭；风向的变化会引起林火蔓延方向和行为的突然变化，可导致危险的发生；另外，影响林火增长的地形因素主要为坡度，在峡谷中火会加速蔓延，也会因溪流和道路的阻碍而减缓或停止。进一步综合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可建立森林火灾模型（Anderson，1982；牛文元，1987）^{[30, 31]}，从而进行森林火灾蔓延过程和火场扩散行为的分析，指导森林火灾的预测预报工作。

根据社会物理学中社会燃烧理论的指导思想^[32]，结合森林火灾模型的基本认知，笔者认为社会谣言的传播与扩散行为类似于森林火灾的一般蔓延机理，服从一定尺度的时间和空间分布规律。社会谣言的蔓延同样也是一个复杂的燃烧现象，将社会谣言的产生与扩散行为与森林火灾模型进行合理的类比，可以发现：社会谣言所处的不均衡的社会环境是其滋生的土壤，其中转型期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情绪的偏激表达可被视为社会谣言产生的基本动因，即通常意义上的“燃烧物质”；社会公众作为谣言的受体可被看作可燃物，可燃物的含水率不同，其蔓延的程度也不一样，而社会公众的群体类型不同其易感的程度也不同，谣言之所以能够迅速传播，主要是造谣者抓住了某些公众的从众、从权、从利、从异的心理；类似于自然界的风 （存在着风向和风速），一些非主流媒体的片面报道、网络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以及官方媒体的权威消息的发布、正面宣传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减缓社会谣言的扩散； 同时，谣言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坡度因素，如果谣言在滋生过程中和主流舆论环境、社会偏见相一致，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谣言的扩散趋势，即相当于林火在上坡时蔓延的速度加快；而对一些敏感信息进行及时处理和处置，相当于设立隔离带，能对社会谣言的扩散起到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作用（图 2）。

图 2 社会谣言传播扩散的一般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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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火灾模型通常由一组方程构成，用于刻画森林火灾的时空演化特征，如蔓延速率、火焰高度、着火点生成以及燃烧介质等。林火在森林中的扩散与热的传播方式有着密切关系。基于温度场的林火蔓延物理模型，根据热传导、热辐射和热对流规律，以温度场作为描述火势的基本状态，用分布参数系统方法导出火势蔓延的数学模型，其中各参数的物理意义明确，可通过实验或参数识别来实际表示^{[33, 34, 35]}。基于以上认识，结合社会燃烧理论解释谣言传播的动力学机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手段，类比经典的森林火灾模型，在满足一定的点燃温度的情况下，可把社会谣言扩散速度V 的理论公式定义为：

式中：

• I_R 表示谣言强度，是单位时间、单位面积谣言扩散所释放的能量；

• ξ 表示谣言的有效传播率（在传播过程中会有一定程度信息增减）；

• ρ_b 表示谣言在一定区域内的分布密度；

• Q_ig 表示点燃该社会谣言所需要吸收的热量，Q_ig = f (M_f ,T_ig )，M _f 为公众的易受感染情况，T_ig 为谣言的点燃温度；

• G^w 和G^s 分别表示风速参数和斜坡参数等影响谣言扩散的订正因子。

进一步，当给定一个群体U，设个体在谣言传播空间所在位置为（x,y），以舆论温度作为舆论场的状态，假设社会谣言初始点燃的时刻为τ₁ ，则舆论温度可表示为 Q = f (x,y,τ - τ₁)，谣言热源项可近似表述为：

其中，f 为谣言热源强度，τ₀ 表示单位时间内谣言扩散时间，U(τ) 为在 τ = 0 处的单位阶跃函数。

谣言扩散速度V 与舆论温度T 近似服从正比关系，即

式中：V₀ 表示谣言初始点燃时的速度，T_r 表示谣言初始点燃时的温度，α 为比例系数。

同理，单位面积社会谣言的扩散时间可由方程（4）求得：

f (x,y)为与舆论温度T有关的函数，即：

其中，f₀ 为谣言初始点燃时刻的热源强度，T_r 为谣言初始点燃时的温度，β 为比例系数。

因此，若区域内谣言初始点燃时刻的温度梯度为0，即|grad t| = 0 ；|grad t|² = 0 ；舆论场初始温度为T₀(x,y) ，τ 时刻 (x,y) 点的舆论温度为 T(x,y,τ) = T _f (x,y) 。如果 T(x,y,τ) > T₀(x,y) ，则表示该区域为谣言向外扩散蔓延区；如果 T(x,y,τ) = T _f (x,y) > T_γ ，则该区域为谣言燃烧区域；进一步定义起始燃烧点为点源 (x₀,y₀ ) ，谣言热源项为：

式中，

谣言的扩散由一定区域空间内的（x,y）点开始，有T(x,y,0) = T _f (x,y)，沿x轴和y轴的传播范围分别为：x = x_τ0 ，y = y_τ0 ；存在，， T(x,y,0) = T _f (x,y)；τ1时刻满足 T(x,y,τ1) = T_r ，Q = 0,τ < τ₁ 。

通过上述运算可以得到社会谣言扩散的基本特征值，包括谣言的蔓延速率、社会谣言的强度、 谣言扩散的范围以及传播的区域面积等。

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考虑风向、风速、坡度以及可燃物类型对社会谣言传播扩散的影响。一般来说，林火蔓延受到坡度变化以及风速和风向变化的影响，同时燃料含水率的不同也会对林火蔓延的剧烈程度造成影响。因此，结合上述因素，社会谣言的传播扩散主要有如下3种情形：

（1）加速蔓延。在森林火灾的模型中，风速越大，林火蔓延速度越大，同时随着坡度的增加，林火蔓延的速率也随之增加。类似的，谣言在滋生过程中若和主流的舆论环境、社会偏见（坡度）相一致的情况下，会加剧谣言的蔓延势头；同时在社会谣言的扩散过程中，一些非主流媒体的片面报道、网络意见领袖的推动（风向a），导致谣言扩散的速度随之加快；而之后，随着官方媒体、政务微博、政府部门、国家专业机构提供的权威信息的发布（风向b），事情的真相和本源得以披露和澄清，会减缓谣言的扩散速度；同时，当风向a 与风向b 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谣言的蔓延速度会减弱，直至最终停止扩散（图 3）。

图 3 社会谣言传播扩散的加速蔓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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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势趋缓。若政府部门在社会谣言滋生的第一时间通过正式渠道发布权威信息，组织专家（尤其是在某些领域声望较高的权威人士）进行事件原由的解释，披露和澄清事情的真相和本源，疏导负面情绪和意见，同时进行正面宣传和舆论引领，弘扬社会主旋律，释放正能量，即让正向风向b 的势头在谣言爆发的前期压过逆向风向a，则谣言扩散的表现形式为在初期阶段快速上升，在得到澄清之后（特别是在隔离带的作用下）呈现减弱态势，进而转入“熄灭区” （图 4）。

图 4 社会谣言传播扩散的减势趋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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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震荡反复。在森林火灾的模型中，其燃烧状态是由树木高度、湿度、树种等反映可燃性的变量构成，其中可燃物的分布、 含水率及其种类直接影响着森林火灾的燃烧行为，树木分布越密集的森林其林火蔓延的速度也越快，同样树木含水率越低其燃烧速度也随之越快。类似的，在社会谣言的扩散过程中，不同群体类型的社会公众其对谣言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公众易受谣言感染，有的公众则不易受谣言感染。通过对社会公众群体类型的科学划分，包括一定区域范畴的人口分布密度、易受谣言感染程度等方面内容，从而有针对性地对谣言受众行为进行识别工作（表 3）。因此，在该类型的谣言扩散行为中，由于谣言受众群体的不确定性（如有的区域人口稠密且易受感染，则谣言的扩散速度加快；有的区域人口稀疏且不易受感染，则谣言扩散的速度减弱并选择倾向于稠密易受感染的区域蔓延），在逆向风向a 与正向风向b 的相互角逐过程中，从整体来看谣言的扩散行为呈现出一系列震荡往复的发展态势（图 5）。

图 5 社会谣言传播扩散的震荡反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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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谣言受众的评测指标及其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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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谣言止于及时，减缓逆向风势头。谣言出现后，在不同的时间进程下，社会公众对相关信息知情的迫切程度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谣言滋生的第一时间，如果公众不能及时地通过正式渠道，得到明确的信息，就有可能产生各种猜测，导致谣言的迅速传播，进而引起大的恐慌。所以，在第一时间应由权威的信息发布机构尽可能迅速地发布有关事件真相的信息，减缓逆向风的势头，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

（2）谣言止于公信，修正相关坡度因素。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信息公开透明是遏制谣言传播的最佳消毒剂。就中国当前来看，一些仇富、仇官、仇现、仇名的社会偏见助长了谣言的滋生与传播。结合社会谣言扩散过程中的坡度因素，加强主流舆论环境建设，提高主流媒体和政府的社会影响及公信力，构筑社会舆论的道德高地，是化解社会偏见和公众质疑的一剂良药。

（3）谣言止于疏导，加大正向风影响。在洪水泛滥时，如果一味围堵，往往会有决堤之危，此时倒不如疏通河道，在疏通中加以引导，反而会取得良好成效。因此，可建立多样化的谣言疏导机制，比如权威人士的公开说明、组织专家座谈访问，澄清事件的真相与本源，疏导负面情绪和意见，即加大社会谣言扩散过程中正向风的影响。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与非营利机构由于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它们的意见可能更易被公众所接受。

（4）谣言止于众智，提升可燃物抗燃性。通过分析社会谣言扩散过程中的可燃物类型，不难发现，社会公众的理论知识水平、逻辑思维能力、信息分析判断能力是影响谣言传播的重要因素。基于此，开展综合媒介教育，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充分实现公众自治，增强其对谣言的甄别力和免疫力，是进行谣言治理的基础保证。

（5）谣言止于法治，培育依法治谣的土壤。在立法层面，针对社会谣言，制定专项的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增强对谣言传播行为相关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在执法层面，要进一步完善谣言的治理程序和治理机制，建立常态化的社会谣言监督管理机构，对谣言散布者依法处理，从而优化外部环境，真正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