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学部自1955年6月1日正式成立，至今已走过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来，学部的变动之大，不仅中科院历史上少有，在世界各国科学院历史上也不多见。从1955年成立时作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到1981年确定为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再到1984年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的性质和职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3年以来，中科院党组提出了构建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实现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的战略使命，学部原有的职能有所恢复。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下，中科院于2014年启动了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学部承载着新的使命，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

花甲轮回，60年是一个新的起点。这里撷取学部历史中的一些片段，提供给关心中科院和学部的读者。回顾学部的过去，对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学部的性质和使命，对于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完善中科院的组织体制，或许不无意义。1学部的前世今生1.1学部的由来

学部成立于1955年，但类似学部的组织则由来已久。中科院的前身之一中央研究院于1935年设评议会，起到了全院乃至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的作用^{[1, 2]}。中科院成立之初，曾有保留评议会之议，后来改设各学科专门委员。1950—1953年，先后聘任了252名院内外知名科学家和学者担任专门委员，作为学术顾问。由于种种原因，专门委员作为一个组织形式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3]。但就工作性质和作用而言，专门委员是学部建立之前进行学术组织和领导的一种尝试，甚至可以说是学部委员的前身。

专门委员的分组基本上一一对应于建院初期的近20个研究所（包括筹建研究所），随着院属研究机构的快速发展，即显得学科面较窄，不足以支撑有关工作。因此，到了1953年6月，在调研世界各国主要国立科研机构组织架构的基础上，借中科院访苏代表团回国之际，中科院党组提出了建立学部以加强全院学术领导的构想。经过近两年的筹备，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在北京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宣告中科院学部正式成立，6月3日，公布了233位首批学部委员名单。

应当指出，中科院建立学部，虽然借鉴了苏联科学院的经验，但学部体制并不是所谓“苏联模式”，而是具有研究实体的国家科学院在学术领导和组织上所采纳的通行的组织架构。实际上，苏联科学院的体制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一个例外。苏联科学院以院士制度为其体制基础，全体院士大会选举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长和副院长，由院士组成的各学部分工领导研究所，充分发挥优秀专家的学术主导作用。“文革”前的中科院学部，实质上是分学科群的院级学术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混合体，在院党组的领导下，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

学部委员制度是向院士制过渡的一种制度。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的干扰，学部委员的职权和性质未能明确。但各学部的办公机构逐步加强，成为院部分工联系和领导各研究所的常设机构，是中科院的科研业务管理部门^[4]，“文革”后期发展为业务局。1.2学部历史的分期

学部6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4个时期。1.2.1学部发展早期阶段（1955—1966年）

该阶段学部定位为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分学部领导各学部所属研究所的科研业务工作。各学部的经常性工作由学部常务委员会领导；学部下设办公室，由学术秘书（非学部委员）领导。学部履行全院学术领导和科研业务管理的职能。由于学部集中了全国绝大部分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因此，学部实际上是全国最高的学术领导和评议机构。随着学部的建立，中科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科学中心。

这一时期，学部和全体学部委员在制定中科院“十五年规划”和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远景规划”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奠定了基础，也使中科院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学部在中科院的学科布局、学术评议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2学部发展的新时期（1979—1983年）

“文革”刚开始，学部就被当作“专家治院”的所谓资产阶级科技路线的产物而被撤销了，被迫中止活动10余年。1979年1月，在“科学的春天”的大好形势下，国务院批准学部恢复活动，次年通过民主选举增选了283位学部委员。1981年5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明确了学部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大会为全院最高决策机构，全体学部委员投票选举产生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实现了从行政化领导为主向以学术领导为中心的转变，确立了由科学技术专家担任全院领导的新体制。

在此期间，学部以学术评议为工作重心，包括评议研究所、参与制定全院和全国科技规划、复审全国自然科学奖请奖项目、评定科学基金项目、审定全院研究生学位授予、评审中科院重点课题、组织重大攻关项目、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组织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等，对中科院乃至全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1.2.3学部职能转变，向院士制度过渡时期（1984—1993年）

为适应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底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在体制方面，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学部定位和职能，将中科院主席团改为学部主席团，实行院长负责制。在1984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方毅副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将学部委员大会改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这是学部发展史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学部的学术领导权和决策权被剥离，学部的工作重心从学术评议转为以学术咨询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科技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广大学部委员为国家科技发展和宏观决策提出了大量重要的咨询建议，包括启动“863”计划和建立中国工程院等，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1991年10月，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在停顿10年后，增选210人。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条例（试行）》，从此，学部工作走上了新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1993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这一决议，从而完成了学部委员制向院士制的过渡，我国的院士制度由此确立。1.2.4院士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完善时期（1994年至今）

1984年以来，学部的定位没有变化，学部的职责和使命进一步明确，即负责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计划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研究报告，对学科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目标提出建议，对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

院士制度建立20多年来，不断发展和改革完善。1994年第七次院士大会通过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选举产生了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1998年7月，实行资深院士制度，对年满80周岁的院士授予中科院资深院士称号。最近10余年来，院士增选工作也在不断改进。尤其是从2007年起，当选院士的得票率提高到“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与国际惯例接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院士学术标准。

近年来，学部全面推进国家科学思想库建设，成效卓著。如组织广大院士围绕全球性重大挑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重大问题等，积极开展咨询研究工作，许多意见建议被党和政府决策采纳，为推进国家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发展战略的实施和“三位一体”架构的发展推进，学部的工作进一步加强，学部的职能也在日渐提升。例如，学部加强了学科发展战略研究；2013年成立了全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加强了学部的学术引领和智库职能；在科教融合方面成立了以院士为主的教学督导评议委员会和学科群学位评定委员会等。2 学部曾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

中科院成立后，体制建设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在领导体制上，建院初期以党的领导和行政领导为主，专家作用受到抑制。学部成立后，党政和学术组织逐步健全，全院体制基本确立。但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冲击，各所党政领导组织和人员变动频繁，“文革”中甚至一度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

1979年1月恢复学部建制时，正值“科学的春天”，党中央大力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扭转院领导体制上“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消除“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现象，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79年3月29日，中科院向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的报告提出：（1）民主选举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和健全学部的机构；（2）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的作用。明确学部的任务和性质，使学部工作有章可循，发挥其学术领导的作用；（3）建议由有名望的科学家担任院长，由学部委员推选中科院院长和副院长，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4）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

经中央领导批准后，在院党组副书记李昌的主持下，中科院就学部和中科院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在此基础上，1980年5月31日，中科院在呈送给国务院的《关于学部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学部是中科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委员是一种工作职称，每4年可改选一次，连选可以连任。1980年6月23—30日，中科院召开院务会议，决定在增补学部委员之后，将“文革”后期陆续成立的各专业局与学部合并，以充分发挥学部的学术领导作用。

1980年8月25日，方毅致信党中央、国务院领导，请求辞去院长职务。他指出：“院长应当由成就卓著、能孚众望的科学家来担任。……建议将来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后，应实行院士大会选举产生院长的办法，改变过去那种任命的办法。可以几年选一次，不要搞终身制”。9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批示道：“我同意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改为学术团体，政府可给定量补贴或专项拨款，负责人可由主席团轮流担任，或由主席团定期选举，但秘书长任期可较长。院长不由政府或人大任命。副院长减少。院部缩小，各研究所应逐步走向独立，行政机构应逐步改为独立的服务机构。党的领导体系另议”。同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请方毅同志征求科学院党组和社会科学院党委的意见，参考乔木同志意见，共同提出改革方案，经书记处讨论后，力争明年实行领导体制改革”。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方毅、李昌等的领导下，从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院党组经过多方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于1981年1月29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这一重要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中科院的性质、定位、任务和办院方针，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为主的现行体制，“变行政机关化的机构为学术领导机关”。2月1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一报告。随即中科院制订了《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经广泛征求意见、多次修改后于1981年5月18日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通过。这是中科院建院以来颁行的第一部《章程》，《章程》明确了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和办院方针，确定了全院领导体制，学部的定位、性质和职能，以及研究所的组织架构等。

根据《试行章程》，学部委员大会是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是学部委员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中科院主席团由29人组成，主席团成员由学部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4年，连选可连任一次；主席团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应是学部委员，其他三分之一的成员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科学院党组织协商提出人选。学部的主要职责是对本学部范围内的院属研究机构实行学术领导和一定的科研管理。

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全体学部委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由29人组成的中科院主席团，选举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为主席团执行主席；主席团推选卢嘉锡为新任院长。至此，中科院确立了科学家治院的领导体制，而学部则是全院领导体制的核心。这是中科院领导体制上的一次重大进步。这一新的体制是在认真总结中科院前30年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国国家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体制和管理经验而制订的，力求协调和平衡国家利益、学术自主和专家治理等各方面因素。3 从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最高咨询机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上述新体制确立不久，中科院的办院方针就遭到了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的质疑，不得不做出调整。在调整办院方针的过程中，学部的性质与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中科院自成立以来，随着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形势而不断调整发展路线，并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办院方针。1980—1981年，在起草《关于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过程中，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办院方针”，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党中央认为这一办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不久，党中央提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新方针，即“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新的办院方针由于与这一方针不十分吻合，迅即遭到国务院领导的质疑，中科院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与此同时，在1983年启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中科院新体制中的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也逐步显露出来。如主席团的职责十分重要，但由于李昌同志调任中纪委领导等原因，主席团很少活动。又如负责各学部经常性工作的学部常委，职责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学部常委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履职困难。

198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工作小组以及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派调查组进驻中科院调查，两份调研报告都对中科院的基本任务、办院方针和领导体制等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都提出要调整学部委员大会和学部的职权。1983年11月，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调查组和中科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报送了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报告，提出改变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和职能：

“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中国科学院主席团的职能是，通过学部委员大会与其他形式，组织学部委员讨论研究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积极参与这些问题的制定和咨询，并对科学院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中国科学院实行院长负责制，院长人选由国务院总理提名，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任免”。

随着学部委员大会从中科院的最高决策机构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学部委员随之从工作称号改为荣誉称号。这一调整虽然也着眼解决了新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其主要目的在于促使中科院更好地服从国家的意志，更好地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为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服务^[6]。

这一转变对中科院体制建设及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一转变为学部委员制度向院士制度的转变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此学部与全院的学术工作失去了组织上和制度上的联系，导致院级学术评议组织的结构性缺失。如何充分发挥优秀科学家在中科院体制中的作用，避免学术行政化与体制上的官本位等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显露。而学部委员从工作称号转变为“最高荣誉称号”后，事实上造成了院士规模较大，学术标准离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也需要经过多年才能逐步消化。4 初步思考

学部是中科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科学界的高端专家系统，有很高的社会关注度。学部的发展和学部的未来，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4.1 完善组织架构，进一步提升学部职能

从学部历史上的两次重大转变看，1981年将学部定位为学术领导机构是没有异议的，但以学部委员大会和主席团为最高决策机构，则增加了中科院领导层次的复杂性和决策难度，难以快速因应国家改革发展的形势，确有改进的必要。但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对学部和学部委员的重新定位，主要着眼于要求中科院服从国家意志，并未从体制架构上全面权衡，当时也没有预料到院级学术领导组织从此缺失30多年。

2013年，中科院提出“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通过组建中科院发展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以及加强所级学术委员会职能等措施，为学部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以与学部密切相关的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来说，学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和世界科技先进国家的一些经验都值得重视和借鉴。

学部虽有数百名院士，但相应于现当代世界科技学科日益分化和交叉的形势而言，仍显得力量有所不足。其实，无论是学部建立早期，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各学部都成立了一系列学科专家组，聘请包括一些不是学部委员的一线优秀专家担任专家组成员，为本学科的相关学术事务提供学术评议和咨询意见。各学部在学术领导的具体事务中，主要依靠专家组提供学术支撑。目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德国马普学会和俄罗斯科学院等国际著名科研机构的科学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都分有不同的学科层级，人数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之多，定期更新。为充分发挥院学术委员会和思想库建设委员会等组织在全院和国家重大学术决策中的作用，似有必要逐步恢复学科专家组或将类似的组织机构制度化、规范化，使中科院在体制上达成党政领导体系和学术领导体系的平衡，这是率先落实现代科研院所制度的重要内容。4.2 充分发挥学部在我国科学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中科院学部和院士是我国科技界最高层次的专家系统，院士选举是中国科技界最严格的同行评议。长期以来，对国家和社会层面来说，院士是中国最优秀科学家的符号，一旦膺选院士，就可能被赋予种种权力和义务。因此，至少就目前而言，院士选举事实上还是一种简化了的选拔我国顶级科技人才的机制。由于这个专家系统居于科技界的顶层位置，因此其一举一动无不引人瞩目，其任何问题都可能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应。近年来院士选举引起了全社会关注就是明证。

另一方面，我国科技界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还不够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进步事业中发挥正常作用。正如曹效业先生指出：“中国科学家在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上往往扮演着科技官员的帮忙或帮闲的角色，用他们的知识和学术声望去证明官员意志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吹捧之风盛行，批评之声罕闻。这可能是科技界的许多决策失误原因所在。这进而又影响到科技界在社会中发挥正常的作用，造成社会对科学家和科技界的信任降低”^[7]。

院士个人作为许多科教机构和科技团体的领导者和学术带头人，学部作为自主性最强的高端科学家组织，毫无疑问能够在科学共同体建设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些年，学部发布《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加强科学道德建设和科学伦理研究，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随着我国科学共同体日益健全，科学规范和学术规则才会在科技界深入人心，从而自觉抵制包括近些年院士增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权力与荣誉的纠缠、微妙的关系学等非学术因素的影响，重建全社会对科技界的信任，更好地追求真理、服务社会，以推进我国的科技事业发展。

历史连接着现实，当代中国科技的一些现实问题其实往往就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英国名相邱吉尔曾说：“回顾得越远，可能前瞻得越远”。回顾学部60年的历史，乃至回溯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百年史，不禁油然而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紧迫感。相信在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学部的定位和使命会进一步明确和合理，中科院的体制会进一步改革完善。这是中科院持续健康发展的“百年大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