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赶超"顾名思义是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规模和质量快速提升，从而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和国际政治地位赶超相对先进的国家。创新发展是实现赶超的重要途径^[1]。虽然赶超和创新都经常是自然、自发的过程，但当一个国家把赶超作为战略性目标的时候，该国政府往往通过一系列政策去动员、组织或主导赶超过程。这时，创新就是最好的政策作用对象，通过促进创新来打破既有的经济发展路径，推动经济跨越式发展，实现经济赶超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领先国家具有明显的顶端优势，对落后国家有抑制作用，所以在稳定经济关系中，后发国家要实现赶超十分困难。后发赶超的成功需要一定的背景条件，这样的背景往往成为后发赶超的战略机遇。从历史上来看，后发赶超的战略机遇主要源于以下重要因素

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新兴产业出现和原有产业重塑。在产业变革初期，科技大都也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知识的意会程度、经验要求都不高，产业进入壁垒很低，几乎所有国家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2, 3]}。不仅如此，因为新兴产业往往存在对旧产业的替代，这样领先国家的沉没成本较大，所以在新技术扩散和新兴产业发展时可能遇到比落后国家更多的阻碍。这就意味着，如果后发国家在变革初期，通过自主创新，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技术体系，不仅可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且还有可能取代领先国家的产业领导地位，实现后发赶超。

战争和危机引起国际经济关系的突发性混乱，让后发国家原有的发展路径难以继续，这样的外部压力往往也成为国家经济转型的动力和机遇。如，1873年危机后德国外贸政策转向贸易保护，经济体制上各种垄断组织大量出现，以及俾斯麦政府进行了福利社会建设；又如，朝鲜战争中美国对日本的军事采购，是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等^{[4, 5]}。

这种变动可能源于危机后的重建，如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后，美国开始加速经济全球化，全球产业链布局产生变化；也可能源于技术发展产生更有效率的经济布局，如航海技术的发展，高效廉价的海运代替了陆运，陆上要塞衰落，海上航线枢纽兴盛；也可能源自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如冷战格局下处于东西方对峙前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其在体系中的经济地位上升等^[6]。这种体系性变化可能产生一些发展或转型机遇。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各种机遇大多并不是独立出现，而是以多种机遇组合的形式出现，成为后发国家崛起的重要背景。

要加速创新，需要以某种形式对相关创新要素和资源进行组织，产生组织创新。很多情况是技术创新引起组织创新，但是有时组织创新也可先于技术创新，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能够产生的条件。组织创新有些是由市场关系自发形成，有些则是政府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回顾历史，主要国家或地区(如英国、德国和中国台湾)后发崛起的过程都伴随着明显具有颠覆或引领作用的组织创新。

由市场导向和自发形成的组织创新成为技术创新的前提。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呢绒商把英国农村分散的家庭生产组织成为手工工场促进了工业革命产生。16世纪海外市场对英国呢绒品需求增长，为了提高当时分散的家庭呢绒生产效率，组织呢绒贸易的商人不仅负责收购、推销织工手中的商品，而且给那些无力购买大量羊毛的织工赊销羊毛原料，尽可能多地把劳动力组织到呢绒生产中来，在家庭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了雇佣劳动。后来一些商人便购置房屋和织机，雇佣工人在工场中生产，组织起了手工工场这一资本主义企业的雏形。手工工场后来成为英国纺织技术革命的摇篮，因为工场为了进一步节省劳动力和提高效率，开始探索技术创新。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垄断组织这一新型经济组织形式的出现也与国家创新发展紧密相关。德国自1873-1886年大萧条起，国家开始形成有组织的单位，以减少在外贸或外汇突然调整的混乱中遭受损失。德意志帝国的行政部门使用政治权力来帮助企业克服短期的经济萎缩和停滞，实施贸易保护和改革税制以降低生产商的成本。这样德国政府和危机中出类拔萃的德国企业建立起了政治关系。正因为德国政府与企业间联系加强，企业之间也加强了合作和团结，特别是国家支持银行为重工企业提供资金，资本的联系让企业进一步组成各种垄断集团，一定程度抑制了自由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与政府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垄断集团保证了德国经济高速运转，创造了工业增长的"德国奇迹"。

同样地，组织创新支持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情况在经济全球化时期的中国台湾地区出现。20世纪下半叶，经济和产业资本进入全球化时代，产业链全球分布，后发经济体要通过嵌入全球产业链来争取发展的机遇，则首先要能有效控制成本；其次具有跨空间地域的生产整合能力，以组织跨区域分布的生产；第三是对远距离客户端的需求能迅速响应。台湾的系统厂商"在垂直分工网络的基础上，发展出紧密连接的合作网络"——大型系统厂商与零组件供应商之间保持了既紧密又松散的联系，它们各自具有自主的技术能力，同时在各个节点上，又相互合作，接受系统厂商的调度，以完成产品整体性能提升、成本控制和出货时间缩减。王振寰称之为虚拟工厂^[7]。台湾几大电脑产业系统集成商与其网络供应商的虚拟整合式的组织创新，使台湾地区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成为后发赶超的奇迹。

政府主导的金融控制方式，被认为有利于科技追赶。一般情况下，因为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通常缺乏足够的资本，因此国家倾向采取比较严格的政策来管制资本流动，并动员国内和国际资本来推动工业投资。各个赶超国家成功的背后都有一个高效的资本动员和信用控制体系。

后发国家经济要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一定数量的初始资本是必要条件。一方面用于国际购买，特别是重要资源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作为本国信用货币的准备金，即国内货币的价值背书。初始资本在金本位时期表现为黄金的储备，在当代表现为国际货币美元等硬通货的储备。

初始资本的获取大致有以下几种方式：(1)国际借贷资本。发达国家进入资本积累长周期的下降期时，由于生产过剩，资本会以货币的形式从资本周转过程中逐渐析出，成为具有高流动性的金融资本。这些资本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往往会成为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启动金。如荷兰之于英国、英国之于美国，法国容克地主的资本部分流入德国，都参与了后者的经济崛起；(2)战争赔款。历史上后发的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勒逼清政府赔款2亿两白银，这笔巨额资本被投资在重工业、军火工业和教育事业，支撑了日本的工业化；(3)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国际援助。如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在冷战时期，由于它们在地缘政治上是美国封锁中苏的前沿阵地，所以获得了美国大量的经济援助，支撑了两地的进口替代战略；(4)出售资源。是发展中国家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如中东、非洲、拉美的石油和矿产出口；(5)国际贸易盈余。如中国，以及大多数出口创汇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因为后发赶超需要进口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本国出口的相对初级的农业加工品、工业半成品、简单加工产品之间巨大的价格差，让几乎所有出口创汇的国家都面临国际收支失衡的困难，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最终陷入债务危机，像中国这样能长期保持贸易盈余并积累大量外汇储备的发展中国家甚少。

以上各种资本属性不同，战争赔款、国际贸易盈余和出售资源所得属于本国资本，而国际借贷和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往往带有经济政治条件)本质上仍然是外国资本。在创新赶超过程中，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的比重、本国资本中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比重不同，因而政府对资本驾驭程度不同，就形成了不同创新赶超路径。

在货币经济中，信用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形式。那些能够实现后发追赶的国家，其信用体系——即信用由谁创造、信用关系如何产生、信用由谁担保——都具有政府主导的特征。

在19世纪的德国，国内资本匮乏，信用不畅。为了调动内部资源集中在新兴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德国政府以土地为抵押支持德意志帝国银行发行货币(银行信用)。德国政府用土地为银行信用背书，既增加了本国的信用工具，又加强了政府对银行的控制。19世纪德国银行贷款集中在由政府计划加以协调的工业信贷上，为企业技术改造和资本扩张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成为经济迅猛发展的助推器。

二战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同样也是政府控制本国信用体系支持战略性产业和部门^[7]。20世纪60-7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体系是以政府指导方针为信用基础的银行体系。国民党政府采取金融压抑(也就是金融体制必须为产业发展服务)的策略，以国营方式经营银行，并通过高利率方式吸引存款，再将大量资金以低利率贷款或政策性贷款的方式转移到工业领域，支持了台湾工业化。韩国政府对大企业扶持和控制并重，而国有银行体制就是支持和控制的重要手段。由于国家垄断和控制了金融体系，而财团又都严重依赖银行贷款，使得后者实际上必须服从政府的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安排。韩国的产业政策也具有强烈的选择性，政府通过干预把投资引向那些战略性部门，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对这些部门的企业长期信贷实行优惠利率。

政府设立资金专门支持创新和创新企业投资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事物，它跟二战后产业技术创新密集发生相伴而来。因为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创新发生的领域、创新的技术路径、创新企业成长性、创新产品的市场反应等都可能带来创新失败，所以私人资本往往对创新投资望而却步。所以由政府参与投资创新是国家赶超战略重要组成。

如一贯奉行自由经济政策的以色列政府，在参与创新投资上就采取了极具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以色列涌现出大量高新技术企业，但是由于缺乏风险资本的支持，很多企业没有最终在市场上获得成功。针对这种情况，以色列政府通过设立基金直接参与风险投资，在1992年专门设立了YOZMA母基金，吸引国际资本参与以色列的科技进步。现在YOZMA母基金模式已成为很多后发国家政府学习的模板。

政府资金参与风投，保证了政府对基金投向的控制，使之符合政府支持的产业和项目政策；降低了私人资本参与创投的风险，增加了社会资本参与创投的积极性；在政府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合流中，政府资金实现了倍增效应，提高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经济"以通俗方式来理解，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而进行的从生产到消费以及为了更有效地生产和消费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所以经济不论多么复杂，最终必然回归社会，回归到人自身的需求和发展。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经济的成功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这种"必然性"并不完全因为经济发展有社会进步的目的，也因为经济增长受制于社会发展，社会不发展，经济增长则必然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首先，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普遍消费的增长为生产提供广阔市场。虽然市场跨国界扩张一直是资本主义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但是内部市场显然更容易占领，更易成为国内资本参与国际竞争的根据地，成为培育创新和树立领先优势的沃土。第二，社会进步不但带来消费市场量的增长(如原来没有能力进行消费的人群参与到既有商品的消费中来)，而且为消费品的多样化、消费品品质的提升、更先进的或全新产品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种情况下，本国消费市场因为与生产距离更近，而更容易形成生产与市场相互促进的创新发展循环。第三，一般而言，社会进步本身带来人的创造力的提升，使人不仅作为消费者而且作为生产者推动经济创新。

后发赶超的发展战略需要国家在一定时期或主动或被动以国家意志来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契合。历史上既有成功的经验，如一战前的德国和二战前后的美国，它们成功地推动社会进步支持了本国创新发展；也有失败的教训，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基础，最终陷入长久的衰退。

19世纪最后20多年，德国和美国社会生产直逼英国，在经济上对英国形成赶超态势，但是这种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

德国社会矛盾尤其尖锐，是当时欧洲革命最为频发的国家，成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面对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俾斯麦认识到如果放任容克地主和大资本家们压榨工人，那么德意志帝国的根基岌岌可危，只有国家政权采取行动，把社会主义要求中合理的内容实现，才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俾斯麦的这些想法促成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1881年德国开始着手建立包括《疾病保险法》《意外事故保险法》和《老年和残废保险法》的社会保险体系。国家福利体系缓和了社会矛盾，国内消费市场也得以扩展，这是"一战"前德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际实力迅速提升的重要原因。

美国社会总体福利的增长与美国大批量生产联系在一起。德国的智者来自政府，而美国的智者则来自于实业界。代表美国大批量生产的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认为，汽车的大批量生产一定要以社会消费能力的普遍增长为基础。因此，在其他公司还在拼命压低工人工资削减公司成本时，福特汽车公司却提高了本公司工人工资。同时期，通用公司进行了著名的试验项目，即为职工提供福利，分享企业利润，来观察对销售的影响。杜邦公司的负责人约翰·拉科布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富有，工人不应该排除在外。正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才促成了美国大规模生产的繁荣。

与德国和美国先后实现了"经济发展带来社会进步，而社会进步又支撑了经济持续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拉美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奇迹迅速滑向经济"失去的十年"。

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拉美国家较早开始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到"二战"，拉美地区因为来自欧美的制成品进口锐减、以农矿产品为主的战略物资出口繁荣、黄金与外汇储备持续增加等有利因素，那些已具有初步工业基础的国家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实施这一战略的同时拉美国家完全忽视了社会发展。在拉美，无论是墨西哥还是巴西，都未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拉美种植园形成的大地主阶层未被消灭，导致了拉美农村贫富分化严重，劳动人口十分贫穷。因此，新"进口替代"战略诱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引起城市人口膨胀。2000年拉美城市化水平达到75.3%，仅次于北美，超过了欧洲与大洋洲，是亚洲的2倍^{[8, 9]}。这种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并不能为拉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广阔的内部市场，而工业化不能快速跟进又反过来限制了城市就业的增长，最终使拉美进口替代战略难以为继。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收支的外部压力让进口替代战略迅速瓦解，开启了拉美经济上两个"失落的十年"。

从近代以来众多后发国家赶超经验中，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后发国家把创新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时，必须重视四个方面：(1)辨识国际科技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可能带来的赶超机遇；(2)国家参与或主导创新资源的组织，用组织创新加速技术和经济创新；(3)资本是实施战略的抓手，政府需要形成有效动员资本和进行创新投资的方法；(4)创新赶超战略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的支持，所以在一定时期国家应推进社会整体进步，使技术、产业和经济变革与社会发展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