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Table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把创新和创业作为培育发展新动力的手段。创业、创新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创新不仅是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根本，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下，经济和政策研究者都在探索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经济转型和增长，社会学更是始终关注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等议题，也不断丰富着发展社会学和发展研究，关于社会发展的观念也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在发展的理论演进中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发展和变迁中的作用不断凸显。而这一问题同样是摆在社会心理学面前的重要议题，但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发展的问题却涉及较少。逻辑上，创新的关键是人的观念和行为的创新，了解目前民众创新、创业心理和心态对于理解和制定创新、创业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丰富社会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心态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本研究从创新与社会发展的视角，通过全国创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目前创业者的特点和未来趋势，探究创业和创新的基础和环境，提出未来创新和创业引导性的政策建议。
1.1 个体与社会发展古典社会学的三大家——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迪尔凯姆）都各自论述过关于个人对社会变迁和发展的作用，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个体创新对历史的推动。
波兰社会学家斯托姆普卡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世界历史，二是社会结构，三是个人行动。而马克思把社会变迁看作是在三个层面逐步展开的过程，开始于最低层面的个体行动。他把人类行动的属性看作是理解人类本质的钥匙。他认为行动具有以下 6 种特性：（1）行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2）行动中的行动者具有一定限度的自我意识和批判性自我意识；（3）行动以计划和预期为先导；（4）行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和持续性；（5）行动具有创新性；（6）行动是集体的。他强调的行动创新性是指行动者积极面对环境，以自然界或他人为取向，设法去改造、改变它[1]。但马克思的个人行动其实更多是指个体参与的集体行动。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社会学研究的是社会行动，也就是朝向他人和体现他们实际或期望的反应的有意义行动。他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探讨了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认为新兴企业家和新型工人是资本主义起源的基本先决条件，而新兴企业家和新型工人具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一种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利润动机和天职观念的混合物，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新教徒身上[1]。
涂尔干强调社会道德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他认为道德规范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个体违反道德规范就会受到惩罚。同时，道德规范是由社会整体产生的，个体基于自我意识的道德行为维持了整个社会的运作，他认为这是社会的常态，而社会急剧变迁时，原有的社会准则可能被瓦解，常态就失去了标准，个体对于社会的要求可能变得不确定，他把这种对于常态的偏离叫“失范”。因此，对于涂尔干来说，社会就是一个“道德共同体”，社会的变迁就是以新的社会整合为基础，社会整合的基础就是社会道德。他认为从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变迁的内在机制是由于劳动的分工，分工造成了个体差异性降低，集体意识变得越来越弱，社会互动变得松散，新的个人主义体系对社会进行整合，形成“有机团结”的社会[2]。
1.2 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韦伯对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论述对于后人的研究影响很大，韦伯分析了思想观念和意识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两种发展研究的路径：一是文化的，二是心理的。就心理的路径而言出现了关于英克尔斯（Alex Inkeles）“人的现代化”理论、麦克莱兰（David McLelland）的“成就需求”理论、哈根（Everett Hagen）的“创新性人格”理论等。
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英克尔斯最感兴趣的是发达国家的“现代人”（Modern Man）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人”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对我们来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最切合实际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似乎莫过于解释人们从具有传统的人格转变成具有现代人格的过程。”在观察 19 世纪 60 年代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他认为除非人民的态度和能力同其他形式的发展步调一致，否则国家建设和制度的建立只是徒劳无益的行动。根据研究，他提出了现代人的一些基本素质，包括乐于接受新经验、准备接受社会变革等[3]。
麦克莱兰在 1967 年出版的《成就社会》中提出了一个关注资本主义发展的心理学理论，他的成就动机理论认为人类的需要不是生理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在生存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条件下，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成就需要、亲和需要和权力需要，其中成就需要的高低对人的成长和发展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来说，经济发展总是起源于成就动机的前期扩散。这种动机在创业活动中会得到最好的实现，对创业活动来说更为不可或缺。“一个成就需求水平普遍较高的社会，会产生更多的有能量的企业家，他们进而来会带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此，麦克莱兰主张通过传播成就动机来实现经济增长。成就动机在态度和行为上的体现表现为人格综合特征，成就动机促进人向上流动、刻苦工作、财富积累、子女期望等，高成就动机也表现出创新驱动力、高度责任感、未来行动规划、理性算计偏好和中等水平的风险准备等[4]。
1962 年经济学家哈根受韦伯的影响从微观的人类动机、态度和价值观中寻找宏观的决定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提出创新人格（Innovational Personality）的概念，认为创新人格作为经济增长、企业精神扩散和资本形成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典型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具有不同的人格综合特征。传统社会的产物和其持续运行的先决条件是权威人格，而创新人格作为现代产物和功能性先决条件。创新人格由现代性条件塑造，有助于产生自我持久性的变革和创新，这种变革和创新会使生活方式、生活标准、价值观、技术等发生革命性巨变[1]。
1.3 创业者与创业环境回到《“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这一经济转型的目标无疑是巨大的，影响也将是长远的，这将关系到未来中国国力提升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推动这个转型目标的实现？依靠什么激发大众创业的活力？如何推动万众创新？至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要明白当前影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从个体与社会发展、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当前社会心态与社会环境中具备了哪些未来发展转型的动力和基础？哪些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这是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首先关注目前国内创业者和潜在创业者的创业行为的动机是什么？也就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创业行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础状况如何？也就是有多大比例的民众在创业和准备创业？支持创业的创新基础状况如何？具体地说，创业者的创业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何？影响创业者的社会心态和创业环境状况如何？从个体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创业和创新者是否可以形成承担推动社会发展的重任，创新性人格在社会大众中是以怎样的程度存在？创新和创业的制度因素是否可以满足创业者的创业行为，也就是创业的社会环境如何？
2 研究过程 2.1 调查方法本研究采用移动客户端在线问卷调查方法，问卷发布在凯迪网络调研平台“问卷宝”APP 上。问卷分为主问卷和附加题，附加题由系统给成功完成主问卷的前 3 000 名有效被调查者推送，额满即结束推送。问卷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0 时正式上线，于 2015 年 12 月2 日14 时结束数据收集。共收集到主问卷样本 12 427 份，经查验，剔除无效问卷共计 233 份，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2 194份，有效率 98.1%；附加题共收获样本 3 008 份。调查样本来自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样本基本分布呈现出东部较为密集的形态，样本人数超过 100 人的省市区有 24个，对比全国人口密度，尽管样本分布偏差，但基本上与中国人口分布特点相似。
2.2 主要变量本次调查涉及的主要变量包括一般社会性变量、影响创业的主观因素变量和创业环境因素 3 个方面。创业一般社会性变量包括：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城乡类别等；社会阶层地位变量，如经济收入、主观社会阶层；社会认知变量，如生活满意度、社会信任等。创业主观因素变量包括：创业意向，如创业意愿、近期创业可能性、创业准备、创业动机等；创业能力，包括创业能力、创新能力等；创业风险认知和创业成功评价。创业环境因素变量包括：创业机会、创业条件、社会环境和未来预期等。
2.3 研究结构本研究主要考察创业者的创业意向、创业能力、创业认知和创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图 1）。对于非创业者则考察创业能力、创业成功和风险评价和其对创业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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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创业者、创业环境与创业行为分析框架 |
被调查的 11 767 人中属于创业者的（“首次创业中” “创业失败后准备（正在）再次创业”“边上班（上学）边创业”）共 1 550 人，占 13.17%。属于非创业者（“全日制在校学生” “没有工作，正在找” “没有工作，不打算找” “有临时工作”或“有固定工作”）的共 10 217 人，占 86.83%。
被调查者中男性有 13.5% 的人创业，女性有 12.4% 的人创业，男性略高于女性，但在统计上差异并不显著（表 1）。
在不同年龄的被调查者中，15 岁以下组和 56 岁以上组人数偏低，代表性差，除此之外的 4 组中，年龄越大创业的比例越高（表 2）：由高到低，46—55 岁组的比例为 22.1%，36—45 岁组 15.4%，26—35 岁组 14%，16—25 岁组 10.1%。但在 26—35 岁组的创业者比例最高，约占 4 成（39.5%），其次是 16—25 岁组，占三分之一多（33.8%），36—45 岁组占 14.2%，46—55 岁组占 5.8%。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者中创业和非创业者的比例除博士研究生外都很接近（表 3），博士研究生中创业者比例高达 42.4%，初中及以下学历创业者比例最低，为11.5%，中等教育程度和硕士研究生中创业者的比例略高于平均数 13.2%，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组略低于平均数，但中间这 4 组中创业者的比例非常接近。
不同户口类型的被调查者中外地户口的创业者高于本地，本地户口中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创业者的比例相同，均为 11.6%，均低于外地户口被调查者，外地户口中农村户口创业者高于城镇户口，比例分别为 17.4% 和15.8%（表 4）。但在整个创业者中农村户口所占比例高于城镇户口，其中本地农村户口最高，为 31.7%，外地城镇户口所占比例最低，为 17.1%。
调查中了解“ 非创业者对创业的兴趣” “ 三年内创业的可能性”“对创业是否有所准备”。被调查者对创业表示有兴趣创业的比例过半，其中，“非常有兴趣”的占12.4%，“比较有兴趣”的占 42.1%，合计为 54.5%；创业兴趣“一般”的比例为 32.1%；对创业“不太感兴趣”“完全没有兴趣”的比例分别是 10.2% 和 3.2%，合计为 13.5%，不到 1 成半。
被调查者中 3 年内“一定会”创业的比例为 7.4%，“很可能”创业的比例为 28.1%，二者合计为 35.5%；回答“不确定”的比例为 42.1%；“基本不可能”和“完全不可能”创业的比例分别是 17.5% 和 4.8%，合计为22.3%，略高于 2 成。
6.2% 被调查的非创业者在为创业做“充分准备”，29.3% 的属于“有所准备”，合计为 35.5%，属于“一般”的占 33.1%，“基本没准备”和“完全没准备”的比例分别是 24.1% 和 7.3%，合计为 31.4%。
3.3 创业动机调查分别了解了创业者创业的动机和非创业者如果创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如表 5 所示，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创业动机的选择比较接近，创业者由于“工作不好找，决定自己干”和“工作不理想，想自己创业试试”而创业的比例分别为 13.9% 和 23.5%；而非创业者的比例分别为 14.5% 和 23.4%。创业者选择“不想找工作，先创业看能不能闯出一片天”的比例为 24%，非创业者为 17.4%，创业者比例更高。创业者选择“个人的工作和发展都很好，但想通过创业得到更大发展”的比例为23%，非创业者的比例为 27.4%，高于创业者。创业者选择“现在国家大力鼓励创业，我觉得是个机会”的比例和非创业者相同，均为 12.5%。创业者选择“亲朋好友创业鼓动我参加”的比例为 3.2%，非创业者选择的比例为4.9%。把 6 种创业类型两两合并分为 3 种创业动机，就业困难而创业的比例为 37.9%，放弃就业而创业的比例占44.8%，政策或他人激发创业的占 17.4%。
被调查的创业者认为自己创业非常成功的占 12.7%，比较成功的占 17.5%，两项合计约占 3 成，为 30.2%；回答一般的比例为 41.6%，不太成功的占22.3%，非常不成功的占 5.9%，两项合计不到 3 成，为 28.2%。
非创业者中认为自己如果创业的话，成功的可能性为 0 的占 2.6%，成功可能性在 10%—20% 的占 19.2%，30%—40% 占 29.5%，也就是认为失败的可能性大于成功的比例为 51.3%，超过半数。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为 50% 的占 29.3%。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在 60%—70% 的占 13.5%，成功可能性在 80%—90% 的占 4%，成功可能性为 100% 的比例为 1.9%，也就是认为自己成功可能性大于失败的比例合计为 19.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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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创业成功的自我判断 |
创业者对于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的观点接近，选择最多的是个人能力和人脉经验，32.5% 的创业者和 33.6%的非创业者选择了个人能力，27.8% 的创业者和 30.1%的非创业者选择了人脉经验；接下来是创新思维，创业者的比例是 14.8%，非创业者的比例为13.1%；再次是专业技术，创业者和非创业者选择的比例分别为 12.8% 和 9.2%（表 6）。
通过一个 8 个题目的量表对于部分样本（3 008 人）进行了创业风险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在 5 点量表上，非创业者的平均得分为 3.00，创业者的平均得分为 2.92，且存在显著差异（F=4.90，p=0.03），非创业者对于创业的风险评价高于创业者。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对于创业风险的评价接近中等风险程度。
3.5 创新与创业能力创业者和非创业者在 6 个题目的创新能力量表上的得分分别是 5 点量表的 3.55 和 3.29，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得分显著高于非创业者（F=173.98，p=0.000）。分析发现，创新能力与创业者自我选择的创业成功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310，创新能力越强创业越成功。创新能力也与非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379，也就是创新能力越强创业意愿越高。
对创业者从事业态调查发现，创业者主要选择传统业态，选择全新业态的占 2 成，在传统业态中具有科技创新的约占 2 成，经营创新的占 15.5%，具有新资源的占1/4，传统业态无创新的约占 1 成。被调查的非创业者如果创业，选择最高的是传统业态加资源优势，其次是全新业态，然后是传统业态加科技创新或经营创新，传统业态选择意愿最低。
3.6 创业环境被调查者认为现在的环境非常适合创业的比例仅为6.8%，认为比较适合的比例为 28.4%，认为非常不适合的比例为 3.7%，认为不太适合的占 19.2%，其余认为环境一般的占 41.9%。分别分析创业群体和非创业群体，创业群体认为非常适合创业的比例低于非创业群体，仅为 6.1%，非创业群体为 11.2%。创业群体认为比较适合创业的比例也低于非创业群体，占 27.7%，非创业群体占33.4%。
4 结论和讨论从以上数据分析中我们试图寻找几个问题的答案。
4.1 社会转型需要“新型创业者”第一个问题是当前是否存在类似于推动现代社会转型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型企业家”和“新型工人”式的新创业者，当代创业者是否具有推动他们创业的创新动力，或者创新性人格？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国家创新一定不是少数人的行为，也是少数人难以推动和承担的，必将是全社会的集体行动，也将体现为时代的社会心态。从目前创业者的构成看，虽然青年是创业者队伍的主体，但从不同年龄组中创业者的比例看，青年创业者的比例并不高，甚至低于中年。不同文化程度的被调查者中创业者的比例非常接近，除去样本量较少的博士学历外，受过高等教育人群并没有比受过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涌现更多创业者，也就是教育对于创业的影响是不明显的。从创业者创业动机和非创业者可能创业的动机看，近 4 成的人把创业作为就业不理想和就业困难的被动选择，主动选择的比例为 4 成多，属于政策或他人激发的创业占到了 2 成。整个创业者中农村户口所占比例高于城镇户口，外地户口的创业者高于本地。这些数据似乎并不能有力地支持作为时代创新、创业经济社会转型的实现。也就是在未来的宏观政策中需要进一步激发青年的创业和创新活力，推动高知识阶层的创业和创新。提升创新意识，使得创新观念深入人心，才可能激发全社会创新和创业的能量。
4.2 社会需要大力培育创业、创新环境，形成创新和创业氛围我们试图寻找的第二个答案是当前社会是否具备创业和创新的基础，是否已经形成一种创新和创业的环境和氛围？调查显示，非创业者对创业“非常有兴趣”的占12.4%，3 年内“一定会”创业的比例为 7.4%，6.2%被调查的非创业者在为创业做“充分准备”。这些数据说明了目前潜在创业者与政府倡导的大众创业还有一定的差距。而创业者认为非常适合创业的比例低于非创业群者，仅为 6.1%。创业者认为比较适合创业的比例也低于非创业者。创业者认为非常适合创业的比例低的一个原因是创业成功率不高。创业者认为自己创业非常成功和比较成功的比例合计为 30.2%。非创业者认为如果自己创业，有 80% 以上成功率的比例只有 5.9%。结果显示，在 5 点量表上，非创业者的平均得分为 3.00，创业者的平均得分为 2.92，且存在显著差异（F=4.90，p=0.03），非创业者对于创业的风险评价高于创业者。这一调查结果显示，良好的创业环境还未形成，至少从大众的感受上还没有成为一种主要的事业选择。全社会需要努力营造创新和创业环境，很关键的就是从降低创业风险入手，为创业者提供创业的基本条件，提高创业者风险管理能力，重视创业能力培训，提供适合不同创业者的创业孵化和扶植基地，使更多人对创业产生兴趣。
4.3 激发大众创业要以万众创新为基础第三个问题是，应该如何引导创业者和创业行为？调查发现，创新是影响创业的重要因素。创业者和非创业者的创新能力量表上的得分略高于中等程度，创业者的创新能力得分显著高于非创业者。创业者创新能力越高自我评价的创业成功得分也越高。创新能力得分越高，创业意愿越强。但创业者中选择创新型创业的比例并不高，如选择全新业态的仅占 2 成，非创业者如果创业选择最高的是传统业态加资源优势。创业者和非创业者选择最多的影响创业成功的因素是个人能力和人脉经验，选择创新思维和专业技术的比例较低。因此，从政策层面上推动大众创业要以更广泛的创新为基础，从个人创新能力的培养入手逐渐培养创新型社会形成创新性人格，推动制度创新，使科技创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与人们的创新行为有机结合，形成大众创业的核心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