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identity）直接涉及到作为人的“我是谁”和“谁是我”的问题，因此一直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等诸多学科探讨的主题^[1]。近 20 年来，随着社会认同理论和多元文化观的兴起，心理学的认同研究受到持续关注，因为认同和自我的特殊关联，关于自我认同、群体认同、社会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组织认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开始丰富起来^[2]。在社会与文化心理学领域，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备受重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在我国成为近几年的热门研究课题。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对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都有着巨大作用。对个人而言，文化是个体识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个体确定自我身份和意义边界的坐标，是个体寻求同类和融入群体的标准和依据。文化认同为核心所构成的个体的心理与思想体系，引导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日常行为。对社会群体而言，文化认同是群体形成的核心要素之一，是群体特性的表现，是区别“我们”和“他们”的依据，具有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功能。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没有成员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团结和谐就没有根基，国家稳定富强也就没有民心基础。对于中华民族而言，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不仅仅是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心理基础。走好改革开放和继往开来的道路，使得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研究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本文试图梳理文化认同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当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主要特点，并提出中国人文化认同健康发展的社会心理学建议。

1 文化认同及相关理论 1.1 文化、认同与文化认同

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经典定义之一是泰勒（Edward B. Tylor）^[3]对文化的描述：“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个描述说明了文化的复杂性。文化是带有人的痕迹的一切，它以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个人、民族、国家的血脉。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由人所创造，也对人产生直接影响。马克思把文化看作是人的自由本性^[4]，认为文化的实质即“人化”：一方面，文化是客体的主体化；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主体的客体化，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内化与外化过程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5]。

在复杂多变或丰富多彩的世界中，人们依靠文化辨别“我者”和“他者”，进行自我确认和群体互动，这就涉及到自我与文化认同。作为精神的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价值、理想、信仰、审美等社会心理意识体系，一经产生就被一定群体所共同认可和遵循。没有群体成员的认可、遵循和传承等心理与行为认同，文化也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

认同也被译成同一性、统一性或身份。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6]提出，认同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个人通过投向他人的认同来创造出自我的身份认同”。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7]深入探讨了认同和个体早年经验的关系，认为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认同无处不在，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吉登斯（Anthony Giddens）^[8]认为认同“是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泰勒^[9]认为认同就是“我是谁”的问题，而“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一种对我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东西的理解”。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10]关于认同也有几个观点：个人有认同，群体也有认同；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构建起来的概念；个人有多重身份，包括归属性的、地域性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国别的；认同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认同的研究集中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上，认同是人类行为的心理动力源泉，它坚定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在宏观层面，认同是个人意义的深层代码，它将个人与最一般层面的社会意义相联系^[11]。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12]，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秉承共同的文化理念、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追求共同的文化理想是文化认同的依据。亨廷顿^[13]认为，不同民族的人们常以对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来回答“我们是谁”，即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并以某种象征物作为标志来表示自己的文化认同，如旗帜、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等。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

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文化认同具有“先天”的稳定性，人们会自然平静地接受文化的规范。然而在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比如在当代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文化认同就成为人们进行选择的一个问题，原有的文化认同面临多元文化价值的挑战，从而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西方工业社会的开启，造成了殖民国家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和被殖民国家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引发了近现代第一波世界性的文化认同现象。两次世界大战使众多知识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漂泊与散居，突出了人们的文化身份问题与文化认同危机^[14]。

文化认同包括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总的认识，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认同反映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因而文化认同是一个由表及里逐渐发展的内化过程。根据文化认同的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文化认同的表现层，即对文化形式的认同；二是文化认同的保护层，即对文化规范的认同；三是文化认同的核心层，即对文化价值的认同。三个层次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构成了文化认同的体系。

1.2 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认同理论

文化认同也是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其中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是研究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泰菲尔（Henri Tajfel）等人^[15]在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是群体行为的基础。社会认同理论可以解释文化认同的形成及对个体的影响。

泰菲尔^[16]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社会认同源于群体成员身份，个体通过社会分类对自己的群体成员身份产生认同，并产生内群体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贬损（outgroup derogation）。特纳（John C. Turner）和泰菲尔^[17]区分了个体认同与社会认同，认为个体认同指对个体具体特点的自我描述，是一个人特有的自我参照；而社会认同是由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认同通过社会分类（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的过程建立社会认同^[18]。人们总是争取积极的社会认同，而积极的社会认同是通过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比较而获得的。如果没有获得满意的社会认同，个体就会离开内群体或想办法实现积极区分。泰菲尔认为，人们的群体身份意识会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知觉、态度和行为，对社会认同的追求是群体间冲突和歧视的根源所在。

社会认同理论重视群体认同和个人自尊的关系，人们通过积极区分来获得评价性的积极社会认同，而积极区分是为了满足个体积极自尊的需要。个体通过实现或维持积极的社会认同来提高自尊，积极自尊来源于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有利比较。当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采用各种策略来提高自尊。如果个体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群体，认为自己的群体比其他群体好，并在寻求积极的社会认同和自尊中体会群体间差异，就容易引起群体间偏见和群体间冲突^[15]。已有研究证明，对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的评价、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等因素都会影响自尊，进而影响他们的认同状态。社会认同理论还认为，生活在价值观、规范等差异很大的文化背景中时，由于不同群体遵循的价值规范等文化会产生冲突，个体文化认同的建构和发展就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如何在这种情境中作出选择，更好地进行社会适应就成为个体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文化认同的个体发展观

文化认同的个体发展观主要来自发展心理学领域，发展心理学家一直关注个体文化认同形成和建构的心理过程。民族认同属于特定的文化认同，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推论相应的文化认同观。个体发展观源于埃里克森的认同或同一性理论。埃里克森认为，民族认同是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的一种认同形式，对青春期个体的自我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认同理论的基础上，玛西亚（James E. Marcia）^[19]根据行为探索和情感承诺两个维度提出了个体的民族认同状态模型，把认同划分为分散、排斥、延缓、成熟 4 种心理状态。

埃里克森和玛西亚都试图强调积极认同对于个体发展的作用，但没有解释个体的民族或文化认同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针对这一不足，菲尼（Jean S. Phinney）等人^[20]提出了民族认同的三阶段发展变化模型，包括未确认阶段、探索阶段及形成阶段。未确认民族认同阶段的个体不知道民族的意义，对民族认同的感知大多源自父母、社区或者社会群体。民族认同探索阶段的个体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并积极参与本民族的文化活动，从而对民族身份有较深刻的理解。民族认同形成阶段的个体知晓本民族的知识，更愿意接纳自己的民族身份。

个体文化认同的发展充满着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说，随着年龄增加和认知能力增长，儿童青少年能够达到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水平。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文化认同始于儿童期，通常会在青春期前期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探索，并在青春期晚期 17 岁左右形成较为稳定的民族认同。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11 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水平最高，然后呈下降趋势，20 岁时又有所提高^[21]；我国少数民族儿童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程度也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提高，对民族文化的识别能力逐渐增强^[22]。

在文化认同的个体发展取向上，目前的研究趋势是将文化差异和发展过程结合起来^[23]。受到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的启发，一些学者试图将个体的文化认同、自我及家庭关系等结合起来进行整合，从而建立解释力更强的模型。处于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当今个体的发展变化过程会因为文化交流、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的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这给发展心理学家开展儿童青少年的文化认同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

1.4 跨文化心理学的文化适应观

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或社会情境因素，个体通过与所处环境的不断磨合从而形成较为成熟的文化认同状态，达到良好文化适应的目的。这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对文化认同比较一致的理解。

文化适应观是跨文化心理学理解文化认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文化适应（cultural adaptation）是指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群体及成员之间持续接触所引起的文化和心理双方面的变化过程，包括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指个体价值观、态度等心理和行为的变化从而对新环境能够最终适应的过程；群体层面的文化适应主要有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等内容的改变^[24]。当然，心理学家更为关注的是个体层面的文化适应现象。

文化适应也是一种同化过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通过互动交流达到语言理解（说同一种语言）并导致相似的价值观和态度。传统的文化适应单维模型表明，移民或者少数民族群体对一种文化的适应会导致对另一种文化的不适应。但后来的两维模型认为，对本民族文化的适应并不会导致对主流文化的不适应，二者是独立的。两个文化的交汇融合会产生 4 种可能的策略及结果：（1）整合，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很适应；（2）边缘化，对主流文化和本民族文化都不适应；（3）分离，不适应主流文化而适应本民族文化；（4）同化，适应主流文化而不适应本民族文化。文化适应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个体在文化适应中会持有不同的态度并采用不同的策略，不仅会在不同年龄阶段使用不同的策略，还会根据情境的不同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跨文化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整合是移民或少数民族个体选择最多的策略，也是一种良好的适应手段，而边缘化则是个体选择最少的策略，也是一种较为不良的适应手段^[25]。移民或少数民族群体会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尝试各种策略来应对环境的要求，从而形成自己的整合的文化认同状态。

跨文化心理学中绝大多数文化认同的研究是在文化适应的背景下展开的，说明文化认同是文化适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有学者注意到，文化适应比文化认同所包含的内容更多、范围更广。此外，文化认同强调个体的内心情感、体验和态度，更具有内在性^[26]。

1.5 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观

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诸种观念和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27]。文化是人类主体在存在的历史上和社会实践的活动中持续外化、对象化自我的一种本质力量，它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内化与外化的辩证统一^[28]。由此从功能的角度可以将文化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知识的文化，另一类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泰勒的文化定义可谓是作为知识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辩证统一观则反映了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观^[29]。

从价值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具有“社会胶合剂”的作用，“它通过把社会成员联合到一起并提供集体共有的价值观与规范，成功地稳定社会”^[30]。在我国，作为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所起的胶合剂作用不是用单一价值观来统一社会，而是包括对多元性的统一，所谓“和而不同”。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认同对当前中国社会发挥着胶合剂作用，在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认同往往具有可解释性和确定性。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的可解释性表现为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确定性既包括对多元文化的确定阐释，也包括对某一种主导文化即主流价值观的肯定。在目前中国的各种文化认同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等，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居于主导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认同的可解释性与确定性在中国的体现，也是由中国的历史选择、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决定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基础部分。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文化认同的存在，中国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未出现过如同中东欧变革时的意识形态真空。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利益分化、格局调整导致出现了多元文化的矛盾与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大众文化、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一定挤压，世俗化、功利化、娱乐化的文化价值取向渐渐弥漫开来。由此，为避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偏差，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引导，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之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指导着文化的创新和发展^[27]。

2 当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当代中国呈现出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先进文化与保守落后文化等多元文化生态并存的局面，人民群众虽然将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主要认同，但是人们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的多元化已经造成一些社会成员在理想信念、道德观念等方面的困惑、分化或混乱，特别是公众的人生价值观明显呈现向经济价值、物质金钱和个人主义倾斜的趋势^[31]。可以说，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值得社会心理学加以深入分析与研究。

2.1 中国人文化认同的群际分化与差异

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呈现多元性的特征，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不同人群的文化认同出现分化，代际之间、阶层之间、区域之间的文化认同存在差异。

2.1.1 代际差异

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代际差异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表现在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婚姻观、消费观乃至许多微小的生活细节（如着装风格和饮食偏好）的不同，也可以体现在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态度上的差异。在缓慢变化的社会，代际差异常常无足轻重般慢慢消融。但在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代际差异则是连续累积的，甚至可能会引发矛盾和冲突^[32]。

一项关于不同年龄阶段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认同的调查发现，认同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人群中，25 岁以下的所占比例为 7.7%，25—45 岁的为 30.4%，45—60岁的为 23.8%，大于 60 岁的为 8.6%。25—60 岁之间的人群更认同主流价值文化，25 岁以下的人群认同主流价值文化比例最低^[33]。关于中国 40 后、50 后、60 后、70 后、80 后、90 后甚至是 00 后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的很多评论都认可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差异，大量的社会调查和心理学研究也都发现了不同年代出生人群在人生理想、爱情观、婚姻家庭观、工作价值观、审美观、消费观等方面的文化认同差异^[34-36]。例如，对不同年代的人来说职业观有着明显的差别，对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人来说“工作即生活”，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将工作和生活分开，年轻人对职业的认同和忠诚度总体越来越低^[37]。有研究使用 866 个员工样本对中国职场的工作价值观的代际差异及新生代内部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员工的休闲价值观、外在价值观及内在价值观随代际发展稳步上升，“新生代”显著高于“文革代”，且新生代内部 90 后显著高于 80 后^[38]。这一文化认同的代际差异在我国港台地区也表现得很明显，有研究者对台湾地区“太阳花学运”、香港“占中”事件和台湾“九合一”选举 3 个事件的相关调查进行了分析。63% 的 20—29 岁的台湾地区青年不支持“服贸协议”，远高于 30—39 岁的 49%，40—49 岁的 38%，50—59 岁的 38% 和 60岁以上的 33%；15—24 岁香港青年群体对于“占中”行动表示支持的占 67.7%，也比其他年龄段群体的支持比例明显更高；与其他年龄群体相比，20—29 岁青年群体支持柯文哲的比例最高，达 67%，这些相关数据表明较之于祖辈和父辈，港台青年一代的文化认同中的“中国认同”缺失问题更加严重，出现了代际差异^[39]。文化认同的代际差异，深深地印刻着不同时代人群的成长环境和生存境遇，也与每一代人的心理共性和心理共识紧密相关。

2.1.2 阶层分化与职业差异

过去我国主要存在工人、农民两大阶级和知识分子、管理者两个阶层。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组织与就业岗位和形式多样化，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分化。特别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工人已经广泛分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对于人口众多的农民阶级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化更为严重。

在中国原有的一些阶层分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分化过程中，有些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下降了。阶层分化导致原有的文化认同发生变化。不同阶层的人们出现思想困惑：“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个阶层？”“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这种阶级或阶层的分化对中国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带来很大的困难与挑战，导致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程度心理上的危机^[40]。

职业和阶层有密切关联。有调查表明，从职业上看，认同我国主流价值文化的人群中，工人为 3.4%、农民为 4. 8%、学生为19 .9%、商人为 9. 9%、干部为 21.3%^[41]。这些比例中干部最高，然后是学生群体、商人，最后是农民和工人。这表明，我国的干部、学生、商人是认同主流价值文化的主体力量，工人和农民对主流价值文化认同度相对较低。

2.1.3 地区差异

作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我国不同地域受到不同程度的认可。不同地域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人群的职业构成和人群的素质来发生作用^[41]。从职业角度来看，在经济较为发达区域生活和工作的人群主要是领导干部、公务员、学生、商人等，这些人群的素质相对较高，对主流价值文化认同度较高。偏远农村地区或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群构成以农民、工人、小商业者为主，文化素质水平相对较低，对主流价值文化认可度较低。从年龄来看，年轻群体多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深圳、上海这两个城市就有多达百万的外来年轻人，他们思路开阔、阅历广、对新信息接受程度高，因而对主流价值文化普遍认可度较高。不同地区人群素质差异也较大，经济发达地区人群对主流价值文化认同度更高一些，他们无论是从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还是在审美素养和劳动技能等方面都普遍优于欠发达地区民众的群体，在接受认可先进文化方面有一定优势。

此外，由于历经特殊的历史际遇等问题，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同胞的文化认同也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一方面，与大陆民众相比，港台民众的文化认同呈现出了双文化认同的特点，也就是说，与大陆民众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相比，港台民众对自我身份既有本土认同如“香港人”“台湾人”，也有“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并且这种文化认同可能存在港台认同优先性。另一方面，尽管港台相似的境遇，但香港与台湾两地之间的文化认同也表现出地区差异。相对台湾同胞而言，香港民众的中国人认同相对更高一些。例如，有研究者将香港 2005 年的民意调查与 1997 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香港同胞的国家认同现状发生了重大变化，回归后香港同胞的“中国人”认同意识在逐渐增长^[42]。

2.2 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下降与回升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普及，许多传统文化淡出了中国人的生活甚至记忆，10 年“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发生了难以弥合的断裂。因此，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由于特定年代政治思想路线的制约和缺少相应载体与形式，一段时间处于低谷。改革开放之后的 20 世纪80—90 年代，我国出现了两次文化热潮，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中国人对传统中华文化认同。20 世纪末与 21 世纪初，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我国民间持续升温,一度出现了着汉服、奏古乐、颂诗经的私塾教育，有的大学开始设置“国学院”或国学专业。同时，国家在 2004 年启动了规模浩大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在全社会和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新闻传媒也出版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和解读作品，有的成为畅销书。尽管市场经济的功利取向占据着相当多人的价值系统，西方文化也在不断流入，但是伴随传统文化复兴的图景，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快速回升。中国人对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价值观或美德的认同度总体上得到提升。

青少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他们的社会表征密切相关联，朱小芳和佐斌^[43]曾对我国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与认同进行了研究，获得了青少年提名的 19 个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的代表项目，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其中，“历史人物”“文学著作”和“典故史事”被青少年的提名频次较高，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思想智慧”的提名相对较少，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青少年的熏陶来自于与学习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折射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人生观与价值观的蜕变对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的思想造成了影响。研究还探索了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的中心因素与外围因素，研究所得中心因素是“图腾象征、特色食品、传统佳节和风俗习惯”等项目，在青少年心目中这些项目能够更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外围因素为“文学著作、思想智慧、历史制度、典型物品、古代科学、道德风尚、民族语文、古典艺术、民族衣饰和人文景观”等项目。

2.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强化

文化认同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依托，因此要“创造出一种建立在自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又密切回应时代和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能够成为中国人所愿意接受、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又反映和吸收整个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44] 。2006 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和内容；2012 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 年 12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 24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达成我国社会思想共识的特点，把中国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整合在主流文化框架之中，从而有利于实现各自的价值诉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是 10 年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虽然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具有群际分化的特点，但近年来的一些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具有广泛的认知，在不同的年龄、阶层、职业和地域群体中具有广泛的一致性，总体上认同度逐步强化和提升，这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一个显著特点^[45-49]。

2.4 中国人文化认同中的现代性色彩和全球化意识

现代性（modernity）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吉登斯^[50]认为现代性可以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其实，现代性就是伴随着生产关系与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在文化领域发生的现代化变革。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开放性，让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的现代性色彩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识。改革开放的中国处于融入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人群，中国文化正处于和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之中。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首先是一个开放充实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多样化的过程^[51]。

近 70 年来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是建设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也在“洋为中用”，谨慎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内容，相应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也带有现代性色彩。中国人整体上显现出对于现代新文化的好奇和接纳，不过这样的现代性认同也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比如个人主义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之一，但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却包含着集体主义精神^[52]。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建构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必然具有全球化特征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的根本性结果之一是全球化^[53]。全球化是无需争辩的事实，资本、信息在跨国流动，生态、环保、能源、传染病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美国大片、中国功夫、日本动漫、法国美食、智能手机等在全球流行。全球化意识是一种文化意识，也是文化认同的重要问题。由于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发展成就，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呈现出好奇、包容以及合理接纳吸收的特点。有学者观察到，中国人吃麦当劳的方式与美国人不一样，中国人不是吃完了就走，而是常常拖家带口或三五成群地在那里边吃边聊，这是中国的麦当劳文化，而不是美国的麦当劳文化^[54]。

在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经济、政治、科技的全球化带来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中国人关注和思考的议题，如生态、环境、能源、传染病、核扩散、毒品走私、网络安全、克隆技术、太空探索等，这些问题都不只是某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问题，而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的问题。许多新闻报道和调查研究显示，中国人不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逐渐上升，而且有相应的行动^[55-57]，这正是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全球化意识或者国际意识的反映。

3 当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发展路径 3.1 基于健全自我的中国人文化认同

只有作为个体的人才能追问“我是谁? 我是哪里人?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等一系列问题，只有具有健全自我意识的个人才有对自己身份、角色、地位和关系的准确认识、定位和把握。文化认同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主体不是国家、民族、阶级、社团等，而是带有国家性、民族性、阶级性、社群性等属性的个人。因此，只有自我健全的人才可能建立起恰当的文化认同。

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具有中国主流文化的特点，也具有时代性和多元性特点。由于自我的部分矛盾性和不确定性，反映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中，就会夹杂一定的价值冲突、选择困惑。对于这种有些不确定性的文化认同状态，虽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这样的文化认同状态持续太久也可能导致中国个人、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利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还处在继续深刻转型和发展过程中，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也必然会随之波动和发展。因此，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建设，一定要把中国人的自我完善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维护和促进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在文化和自我两个方面努力。在文化方面，当代中国文化要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人性，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满足中国人的多样化精神需要，给中国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人文环境和空间。在中国人的自我方面，要认识和接纳自我的多重身份及其变化，保持个人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协调，充分认识并接受自己是“文化中人”的特质，使自身融入到中国文化实践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表现者、传承者与创造者。

3.2 认识并牢固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作用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蕴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58]。它通过对多元文化形态的引领和整合，凝聚文化共识，体现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想，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当代中国人文化认同中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文化认同的冲突与危机需要通过社会主导核心价值的引领而缓解。文化认同的发展根源于个体的价值需要和价值目标，由于个体的价值需求多种多样，如果缺少社会核心价值的支撑，社会就缺乏凝聚力，个体文化认同也需要社会主导核心价值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提供了相对确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提升了中国人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整体性认知，在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等方面对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形成一种感召力。

24 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它确定了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及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不仅对当代中国文化进行了理性阐释，也体现了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社会福祉与个人幸福的和谐统一^[59]。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文化认同主体的价值诉求，将主流文化的价值内核融入到当代中国人日常的生活实践领域，让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可以体验到、感受到中华文化精神的维系力，从而获得意义的支撑，使人们能够建构起健康向上的文化认同。

3.3 促进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整合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员流动日益频繁，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增多，这导致双文化现象越来越普遍，同时拥有两种文化特征的人越来越多^[60]。当代中国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留学和工作，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成员进入主流社会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经济活动或定居在汉族地区；同时，中国内地（大陆）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人员流动因为港澳回归或“九二共识”的因素而日益频繁，港澳台地区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也有所增强。因为国际交往流动和在国内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之间的流动，双文化个体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如何处理当代中国人的两种甚至多种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需要借鉴心理学中的文化整合（cultural integration）思路。

心理学认为，双文化个体指的是那些接触两种文化并已经将两种文化加以内化的个体^[61]。双文化个体需要整合两种文化规范从而形成一种行为技能或文化模式，并且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有效转换^[62]。双文化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是双文化个体协调和理解两种文化的一种方式。实证研究表明，至少在个体水平，双文化整合策略是移民和少数族群使用最多的文化适应策略，其次是分离、同化和边缘化^[63]。贝尼特（Benet-Martinez）等人^[64] 提出了双文化认同整合的理论作为研究 BII 个体差异的一个框架。BII 包含两个独立的心理测量学成分，一个是文化混合与区分——即双文化个体感知两种文化之间重叠和分离的程度，另外一个是文化和谐与冲突——感知到两种文化间兼容、紧张与冲突的程度。

心理学相关研究发现，双文化认同整合具有广泛性特征，它影响着个体在多文化情境中的心理调适、文化框架转换、认知加工方式以及个体的创造性等，同时对群际关系也有积极影响。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双文化认同整合都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文化适应策略，应该可以为促进当代中国人的双文化认同或多文化认同所借鉴。比如在个体层面，它能够促进中国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提高中国人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个体的认知加工能力并促进个人创造力的发挥^[65]。在群体层面，双文化认同整合也有利于促进中国人群之间的积极交往和群际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由于政治生态的变化，和以前相比我国港台民众特别是青年对于“中国人”的认同出现一定下降趋势，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部分港台青年人群的“香港人”或“台湾人”的地区文化认同被刻意激活与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被弱化，从而导致个体的文化认同整合意识与能力也被削弱。促进港台人群“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增强，需要培育和激发双文化或多文化认同整合能力，强化“我是台湾人（或香港人），也是中国人”“台湾人（或香港人）也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避免两种认同之间人为的心理对立。

3.4 在文化与教育中凸显“中国人”的身份

文化认同的主体是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主体自然是中国人。当代全体中国人保持和增强文化认同，不能够忘记“中国人”这个主体。无论是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来看，只有中国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时候，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才是深刻的、内在的和长久的。

事实上，一个人有多种身份，国家的、民族的、政治的、地域的、文化的、性别的、年龄的、职业的、宗教的等，这些身份重叠于自我，在社会交往的环境中漂移变换。“中国人”身份，只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的身份之一，但却是影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最直接的身份。“你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是？”“你愿不愿意自己是中国人？”回答这些问题，就涉及到中国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一般情况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知道并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认同自己是自己国家或民族的成员身份并不是天生的。儿童、青少年对自己的国家与民族身份认同要经历一个心理发展的过程；另外也存在着少数人对自己民族或国家身份的认同分离情况。由此，提升全体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特别是港澳台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必须激活和培育他们的“中国人”身份，必须让港澳台青年在社会生活中常态化使用和体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社会心理学者围绕中国儿童、青少年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和影响因素，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分析了作为“中国人认同”的中华民族认同的心理成分^[66]。研究发现，与国外人的交往经历、电视新闻媒介报道、学校教育以及家庭谈论是影响青少年、儿童中国人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67]。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也指出，通过积极区分可以增强对内群体身份的认同。因此，在文化作品、新闻传媒以及教育活动中，通过真实合理的情境呈现与凸显中国人的身份可以激活中国人的“中国人”身份意识。“中国人”的凸显，离不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身份的同水平比较与确认，当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因此，创设中国人和外国人交往的场景、观看国外的电影电视作品、直接看到甚至和外国人直接交流、作为“中国人”群体的代表而代言和行动，都能够很好地激活中国人的“中国人”身份。如果缺少和外国人的比较，学生难以真正形成“中国人”身份认同，因为没有比较就不能激活学生产生身份区分的需要^[68]，同时也难以体会到作为“中国人”的内群体偏爱。这一点对于港台青少年尤其重要。只有当学生通过教科书、报纸、网络、电视及中外交流活动，知道世界上另外一个空间里还存在着与我们有着不同相貌、不同习俗、讲不同语言的人，“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还需要与他们竞争或合作，青少年学生才会产生并维护自己的独特的“中国人”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