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化遗产中最为量大面广的组成部分，是经由建造活动所形成的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涵盖了建筑、聚落和景观遗产本体（tangible），及其所关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我国大量的建成遗产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载体，是故土“乡愁”的根和身份认同的源。本期《院刊》组织策划“建成遗产”专题，特邀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土木工程、建材技术及历史、文博等学科的 9 位学者，分别从现代建筑与遗产传承、文明进程与国家遗产、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纲领、当下遗产保护问题与建议、城市遗产保护、乡村遗产活化、遗产与材料病理学、遗产的结构安全及国际遗产保护教育等视角，聚焦“新型城镇化”中的建成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全方位地回应了目前我国建成遗产所面临的棘手难题与艰巨挑战。本专题由同济大学常青院士指导推进。
建成遗产（built heritage）是国际文化遗产界惯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泛指以建造方式形成的文化遗产，包括了建筑遗产、城市遗产和景观遗产三大部分，这些遗产既有已列入保护清单的，也有那些有待评估和认定的潜在保护对象。将“建成遗产”概念的空间范围扩展开来，其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历史环境”（historic environment），即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城乡建成区，比如城市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和乡村中的传统聚落，它们是成片、成区集聚的建成遗产，与特定地景要素一起构成了城乡历史空间[1]。此外，“历史环境”概念的外延还包括那些虽建成遗产早已凋零，但历史地望影响依然深厚的地方。
随着新型城镇化高潮的到来，城乡建成遗产保护与传承也面临新的挑战，专业领域和国家层面对保护遗产都有紧迫感。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思想和针对城市遗产问题的建设方针，即：以“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的方法，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
从价值理性看，建成遗产既是国家和地方历史身份的见证，也是“乡愁”和文化记忆的载体。建成遗产之于身份认同的深远意义即在于此。借用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名言：“后顾多远方能前瞻多远”，建成遗产就是回溯过去的一个个时空坐标点。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他近年所著的《世界秩序》结尾也提醒到：“历史绝不会开恩于那些放弃身份或诺言，看似在走捷径的国家” [2]。这句有关身份认同重要性的话，应适用于任何国家、社会乃至于个人，也关联到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和价值观。不言而喻，这种关联包涵着“软实力”的寓意。
从工具理性看，建成遗产虽不可复制（duplication），但需要再生（regeneration），或者说“活化”。作为所在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多得的一种文化资源和动力源，建成遗产既可以提高一个地方的社会声望和文化品质，又可以被打造成投资回报率很高的观光产品。但需要警惕的是，对其过度的开发，不但不利于保护，反而会使之变味。英国历史地理学家大卫.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1998年出版了《遗产十字军与历史的变质》 [3]，书中举大量例子讽刺各种以趋利目的使遗产认定泛滥的潮流，尖刻鞭笞了一些为抬升各种名目的“遗产价值”，蓄意虚构或编造历史的时弊。这些现象如今在我国也已屡见不鲜，有待于从遗产教育和管理两个层面进行反思和纠正。
1.2 国家清单与风土分布我国建成遗产大致可分为官式古典遗产、民间风土遗产和受西方影响的近现代遗产三大部分。据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颁布的保护名录迄今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被认定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 295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29座，“历史文化名镇” 252个，“历史文化名村” 276个，级别略低的“传统村落” 4 153个，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①。这是目前国家层面的清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清单从略。而被收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文化遗产已有50项，其中大部分属于建成遗产，数量位列世界第二。
① 见国家文物局（http://www.sach.gov.cn）和住建部（http://www.mohurd.gov.cn）官网
然而这些进入国家清单及国际名录的，只是获得保护身份的建成遗产重点部分。在我们这个国土广袤，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要整体认知和把握各地域千姿百态的城乡建成遗产，就要从地理和谱系分布入手，其中，地域风土建筑所占比重最大。
从中国自然地理的基本构成看，东北的大兴安岭朝着西南方向，经华北的太行山脉、川鄂之交的巫山，再到云贵高原的东界雪峰山，将中国疆域分为高海拔的西部和低海拔的东部两大部分，其中西部之西南以疆-藏之间的昆仑山脉、甘青之间的祁连山脉和云贵高原西侧的横断山脉，共同簇拥着中国疆域内平均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在中国古代有关国土的空间概念里，大致沿大兴安岭至横断山脉的连线所贯穿的几条山脉体系，将中国疆域斜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部分。
1.2.1 “西北”部分“西北”部分主要包括半干旱、半湿润的交界线400 mm等降水量线以北、昆仑山脉南北侧、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上的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各语族所在地区，其风土建筑可分为四大类。
（1）藏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帐幕、毡房和蒙古包；
（2）塔里木盆地周缘突厥语族-东伊朗语族的阿以旺木构平顶建筑为主的聚落；
（3）青藏高原上以石砌厚墙做维护体，内以木构平顶密肋飞椽形成构架，并以“阿尕土”敷地墁顶的藏式碉房及其变体；
（4）甘青地区各族建筑元素相混合的“庄窠”（“庄廓”）式缓坡顶两合院与三合院民居，以及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羌式碉房及合院等。
1.2.2 “东南”部分“东南”部分地理背景比较复杂，可分为两大气候带。第一个气候带在400 mm等降水量线以南和由秦岭-淮河划定的800 mm等降水量线（南北气候分界线）以北之间，其风土建筑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1）豫、晋、陕、甘地区靠崖窑、地坑院和锢窑构成的窑洞诸类型，木构坡顶及包砖土坯（胡墼）墙房屋、锢窑组成的晋系狭长四合院；
（2）京、冀、鲁、豫地区木构坡顶、平顶、囤顶等房屋构成的开阔四合院等。
第二个气候带在800 mm等降水量线的秦岭-淮河以南和1 600 mm等降水量线以北，其风土建筑主要可分为六大类。
（1）川、黔、桂、滇等大西南地区，以穿斗体系、基部干栏-吊脚楼为显著特征的合院建筑，各族的石基土墙鄂、平顶及屋顶场院沿坡地层层跌落的“土掌房”，“一颗印”（“窨子屋”）、“三坊一照壁”的三合院建筑，以及山地楼居建筑；
（2）湘、赣、闽北地区“四水归堂”的天井建筑亦称“土库”建筑；
（3）徽州地区以堂楼为中心，高耸的马头墙、墙厦、精工木雕、楼面地砖为特色的天井建筑；
（4）江浙地区以穿斗-抬梁混合式的多进厅堂和宅园为代表的合院建筑；
（5）闽南、粤东地区的“厝屋”，以及夯土围墙和木屋架的客家“围龙屋”（堡寨、土楼等）；
（6）岭南广府地区以天井、冷巷、重瓦散热屋顶为特色的多进民居合院建筑等。
进一步，笔者将这些地域风土建筑以民族、民系和方言区为文化地理背景，以匠作的基质特征为依据，初步划分出了风土建筑谱系[4]。
1.3 保护与再生建成遗产与金石、珠宝、字画等古董最大的不同，是后者在身份认定上只有原物和赝品的真假之分，而前者随时间推移会发生较大的变迁和改观，因为历史上的建造物从初建起，都要经历多次的大修、改建、扩建，以及毁后重建等。例如，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北魏登封嵩獄寺砖塔，以热释光技术测定可知那些砖头既有北魏的，也有唐代的，更有明代的。再如北京明清故宫，遭遇过明末的兵火之灾，今日所见乃清顺治、康熙以来陆续重修或重建的。而天安门更是经历过现代重建的洗礼。所以，每一座历史建造物，都或多或少发生过变化，所以笔者认为建成遗产的历史，往往也就是一部修复和变迁的历史。从社会进化史和建筑史的角度看，只要这些变迁没有改变建造物原址原貌的基质，延续着传统的建造方式，并承载着其历史身份和象征意义，便应当保留着“真实”的本质。
这也表明，“保护”（conservation）并不等于“保存”（preservation），“保存”主要指维持原址原貌，而“保护”是广义的，包括了历史环境中的“保存”“修复”“翻建”“加建”“复建”“再生”等方面，以及其他因遗产对象不同而实施的各种不同干预策略。保护从总体上属于一种系统工程，从信息采集处理，到状态评估和价值评估，再到结构加固和面材修复，最后是再生设计方法，涉及跨学科专业的文化、法律、技术、设计、管理等各个层面。因此，如果把建成遗产看作老迈多恙的肌体，保护工程就如一个进行诊断、施治的医疗过程（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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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统构成示意图 |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创造源于遗产，倡导要保护遗产的多样性和保护创造的多样性，认为二者缺一不可。对建筑学的学科使命而言，“保护”是前提，不是目的。“传承”不仅要把遗产本体传下去，更要承前启后，以遗产的精髓启迪今天的创造。这是由于建筑学这门古老学科其实可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遗产”，涉及保护与传承；一面是“创造”，重在转化与唯新。因此“传承”是连接遗产与创造的纽带，总体上是面向未来的。齐康先生常谈及建筑的“六字箴言”--“传承”“转化”“创新” [6]，笔者在此基础上加了“保护”二字，变成了“保护”“传承”“转化”“创新”八字。如果历史再生是以活态方式留住遗产本体，那么，现代传承如何将遗产精髓注入当下创造？笔者经过长期的思考与实践，认为这一问题与“原型”理论的关系最为密切。
2 原型与现代传承 2.1 原型与新古典“原型”一词，顾名思义，就是事物本体原初的类型及其形态特征（prototype），并可为其后来的演化提供借鉴依据和记忆源泉。本文所讨论的建筑原型，是指各种建筑类型可认知的初始形态特征，包括形体、空间，及其所承载的秩序、象征等观念形态，并可引申为被后世所普遍认同的某种建筑形制或风格。19世纪初，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理论家德.昆西（Q.de Quincy）首次提出了建筑类型学理论的雏型。从原型的意义上，他认为人类建筑存在3种类型（type），一是古希腊的木屋，二是古埃及的洞窟，三是中国古代的帐幕，分别与特定的农耕和游牧生活形态及其环境条件相适应[7]（图 2）。当然这种理论还比较简单，比如中国古代不可能只有帐幕类型，也有自己的木屋原型和洞窟类型等。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多次的南北对峙和交融，二者的木构建筑和帐幕之间或许确曾存在过某种原型互涵现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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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德.昆西推断的三种初始建筑类型 源自笔者教学图片 |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涉及建筑原型的说法，如上栋下宇、四阿八柱的大屋顶原型，以茅盖屋、四面无壁、环水为辟雍的礼制建筑原型，九宫格的匝居空间原型，以及负阴抱阳、拱卫朝揖的风水图式原型等等。打开宋《营造法式》看详，第一段话便引《周官.考工记》等文献说：“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悬，衡者中水”“方五斜七，周三径一”，这是指建筑平、直、方、圆的工程制图原理和施工过程，一上来就触及了建筑最初始的几何构成，这也是一切原型的技术原点。从物返回到人，人体伸展比例与这个几何构成是相契合的，达.芬奇所绘“维特鲁威人”就是在表达这一点（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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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达芬奇所绘维特鲁威人 源自Carlo Pedrett, Leonardo.Le macchine |
原型在古代建筑空间秩序中也留下烙印，甚至影响到建筑本体。从中西建筑比较看，二者的古代原型大都是以木为结构主材的坡屋顶房子，如希腊的神庙最初和中国的殿宇一样都是木结构。由于西方的人、神系统始终是分离的，神权高于君权，所以为了追求神性的永恒，这些建筑后来都转化成了仿木的砖石结构，连社会上层的世俗建筑也不例外。此外，西方宗教建筑的神庙、教堂均在纵轴线上，将正立面和主入口放在侧向的山面，也是为了追求纵深方向上摄人心魄的神圣空间震撼力。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人、神系统是互映或反转的关系，从未实质分离过，君权总是控制着神权，这就使宗教高度世俗化，追求永恒从未主导过建筑象征系统，因而中国的宗教、祭祀类建筑大都未从木构转向砖石结构，世俗建筑更是如此。不言而喻，中国古建筑所有类型均在横轴线上形成正立面和主入口，与西方建筑原型差异明显（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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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中西古典建筑的结构及空间秩序比较 源自笔者教学图片 |
以西方18世纪发生的工业革命和启蒙现代性为背景，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想也是萌芽于对建筑原型的思考。当时的另一位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思想家洛吉耶神父（Marc-Antoine Laugier）提出的建筑起源说，把立柱、额枋和坡顶看作构成建筑的最初元素[8]。紧接其后，19世纪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人物桑佩尔（Gottfried Semper）著《建筑四要素》，主张建筑并非源于柱式，而是由火炉（hearth）、基座（earthwork）、构架-屋顶（framework-roof）和表皮维护体（enclosing membrane）构成。这些说法都是在讨论与建筑原型相关的本体构成。到了20世纪，对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影响最大的瑞士裔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开创性地提出了住宅框架结构体系的祖型--“多米诺体系”，而这也是在工业化的催生下，从上述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原型学说那里转化、演绎来的（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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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从迈基耶的原始小木屋（左）到勒.柯布西埃的多米诺体系（右下）和萨夫依别墅（右上） 源自笔者教学图片 |
中国逾百年的新建筑仿古，作为传承历史遗产的一种方式，在取向和方法上类似于西方200多年间的新古典建筑（Neo-Classic Architecture）。这种仿古新建筑如今还有无生命力？这个问题在当下全国范围讨论文化遗产传承的语境中，又有了新的意涵。譬如西安的新唐风建筑，以气势恢弘的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为代表，可说是中国新古典的传世经典。这种由官方主导的仿古建筑风格全城随处可见，整体上已被社会广泛接受，似乎找回了失却千载的城市历史身份。在这里，原型的引申义--某时代的特定风格，虽始作于北京，却收功于西安，不啻为历史的机缘巧合，更仰赖于长安的厚重地望及显赫遗产。于是其他古都也争相仿效，纷纷想搞新宋风、新明风、新……风，刻意要把早已古风不再的城市形态，选择性地重新历史风格化，或者把保留着晚近历史特征的城市形态，拆改为另一种更早期的仿古风貌。然而总体而言，历史是回不去的，因为历史形式与当代的社会事实、生活经验及审美体验实际上已渐行渐远了。因此笔者认为，为一座城市进行形态与风格定位，宜从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出发，深究历史原型，慎对拆旧建新，弄清楚哪些是必须保留的历史遗产，哪些是需要传承的传统精髓，哪些是应当转化的更新对象。平心而论，西安的新唐风建筑发展模式其实是个难以复制的特例，这也正是其生命力和价值所在。而对绝大多数历史城市来说，既自然又有序的拼贴式生长，要比整齐划一的历史风格化更具生命力。
2.2 原型与现代古典然而上述的讨论，大多是以往从建筑形态与生活形态关系上的原型说。实际上，20世纪关于建筑原型的探讨，还受到了心理学对心灵原型探讨的强烈影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心灵最深层的原型，是本能的“集体无意识”结构，即所谓“原型意象”（archetypal image），这不是由后天习得，而是掺杂了先天的遗传。而“原型意象”这一概念被用于社会对象时，便与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集体记忆”概念相关联。对此，英国当代行为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进一步发挥，认为人类的习惯和秉性之所以会代代相传，取决于“复制”（replicator）的作用，这种“复制”包含2个方面：先天的基因遗传和后天的“迷因”（meme）模仿[9]。这可看作对心灵原型说的一种补充。那么，心理学家的“集体无意识”及其“原型意象”，以及社会学家的“集体记忆”等抽象概念，又是如何与具象的建成遗产相关联的呢？对此，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及理论家奥都.罗西（Aldo Rossi），在他的“建筑类型学”（图 6）理论中，深受“原型意象”和“集体记忆”概念的影响，提出了“类似性”（analogy）的城市构成概念，认为在社会普适经验和城市集体记忆中被认同的城市建成物（artifacts），蕴含着能够引发记忆联想的原型意象，将这类原型意象以设计手段融入现代建筑，就可获得某种“类似性”的特质，以表达城市的历史身份，传承城市的精神遗产[10]。在以“类似性”理念传承东亚建筑遗产精髓的建筑师中，贝聿铭无疑是最为成功的一位（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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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 普利茨克奖得主奥都.罗西的柏林舒泽大街住宅与办公楼改建设计，是建筑类型学理论运用于工程案例的代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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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贝聿铭设计的日本美秀博物馆 |
虽然建筑界众所周知，勒.柯布西耶等人在20世纪早期为了终结新古典，开创新未来，发起新建筑运动，决意与历史作切割，引领了现代主义建筑几何化的机器美学潮流，但这种激进的现代主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受到挑战。以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为代表的一批敏感到后工业时代来临的西方建筑师，又想借助原型的再现，扭转现代主义抛弃历史的方向，于是推出了以现代手法演绎古典元素的“现代古典”（Modern Classic, 文丘里语）的建筑时尚，他坚拒建筑评论家给自己的设计贴上“后现代古典”（Post-Modern-Classic）的标签，欧洲的建筑类型学与之属同一范畴。譬如基督教堂中隐喻耶稣身体的十字平面原型，双竖轴哥特式构图原型等，对现代建筑形态影响至深，以致在现代建筑师作品中仍反复出现，如菲利普.约翰逊、丹下健三、彼得.卒姆托、贝聿铭等普利茨克奖获得者们，都应从这种构图原型中获得过灵感。
意大利威尼斯建筑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波罗.帕托盖西（Paolo Portoghesi）在《现代建筑之后》（After Modern Architecture）一书的结尾称，现代建筑失去了原型，现在要找回来，但不是要模仿历史形式回到现代之前，而是要以“幻象”（illusion）的方式迈向现代之后，也即以拓扑变换的形式再现过去，号称唯此方可恢复历史记忆[11]，用文丘里老师路易斯.康（Louis I.Kahn）的话来说，就是“未来源自融化了的过去”，这是后现代主义关于原型的一个基本思想，即思考原型并不是要仿造过去的形式，而是要以拓扑变换存其意象，消其表象。比如路易斯.康为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的拉霍亚城（La Jolla）做的萨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设计，两组对称的清水混凝土建筑，点缀以柚木的门窗，并未搬用古典建筑元素或符号，所夹的室外空间也并没有模仿传统广场的纪念性，但在空间态势上却依然形成了很强烈的传统仪式感，轴线上笔直的水体在透视感觉上通向地平线和天空，真有点流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味。所以尽管路易斯.康的思想表达非常晦涩，但他的设计确实想要找回现代建筑所丢弃的秩序感，所去掉的“魅”（enchantment）或“灵光”（aura），而且比文丘里的设计更具质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要以现代古典的方式再现历史的原型（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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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路易斯.康的萨尔克研究所的现代古典设计再现了历史空间的仪式感 |
再如印度古代宗教建筑的曼陀罗（mandala）平面原型，在印度当代建筑大师查尔斯.克利亚（Charles Crrea）的设计作品中多次被演绎[12].佛塔中的窣堵坡（stupa）是佛教建筑最基本的原型，本质上是形成右旋绕塔（佛）礼拜的“支提”仪式空间（caitya）.经过犍陀罗楼阁式和北印度希呵罗中空塔庙的东传及转型，与中国楼阁混交，形成了逐层直线收分的楼阁式塔及抛物线轮廓的密檐塔。上海金茂大厦的耸然塔体造型，一望便知SOM的设计者研究了塔的原型。向上收分的塔体和塔檐都是楼阁式塔原型的Art Deco式表达；内部55层以上为33层的凯悦大酒店，以曲线收分的圆锥状中庭，明显传递着中空密檐塔的原型意味（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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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金茂大厦与古塔的原型关联 上海金茂大厦（左），上部的圆锥状中庭（右上），与楼阁式古塔比较（右下）.源自笔者的教学图片 |
由于民族与宗教原因，在边疆地区设计少数民族风格建筑时，也常常会遇到如何妥善处理建筑原型的问题。笔者多年前在新疆库车做过一个龟兹民俗文化馆的设计方案，就是避开宗教文化的争议，回到新疆古来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共同的方底穹顶原型。下部基座切去一角，分为主次两个体部，上部穹顶亦一分为二，将之推向2个体部的转角，再于重点部位点缀几何化的伊斯兰钟乳拱装饰，博物馆的形体空间构思就此确定（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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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从新疆古塔原型到龟兹博物馆 源自笔者主持的设计效果图 |
“异形建筑”是伴随着数字技术支撑而风靡全球的建筑潮流，它有着诸如“解构建筑”（deconstruction）、“动态建筑”（dynamic）、“反建筑”（trans）等非正式名称。其标新立异的共同特征，是无论在形体、空间还是秩序上，看似都没有可以解读的原型，与现代艺术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相类似②（图 11）。现代主义建筑到了库哈斯（Rem Koolhaas）这一代，以解构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干脆宣称应当消解所有的过去，建筑与其历史原型的关系不再予以考虑。库哈斯在其成名作《癫狂的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一书中认为，资本所支配的大都会空间，必定会大幅扩张和巨构化（mega city），以应对城市“拥挤文化”（congestion）的社会运行与空间需求的矛盾冲突[13]。在他看来，巨构建筑的形式是否照应往昔已不重要，历史遗产已碎片化，文脉无从延续，地域差异必将消失，趋同的普适化（generic）不可避免，只有一往无前地面向未来，以建筑手段随机性、选择性地解决复杂的空间运筹新问题，不断地创新才是唯一出路。而创新从形态上看，就是解构了原型的异形化。库哈斯这些观点无疑都是以纽约这样的大都会为现实背景提出的，不知不觉中却被泛化成了具普遍性的城市理论和建筑价值观，拥有了影响全球的话语权。比如北京的CCTV大楼这座巨构建筑，采用超常的尺度和构成主义的手法，建筑面积比3个人民大会堂面积加起来还要大。看上去库哈斯的设计似乎挑战了重力和均衡极限，颠覆了高层消防规范，尺度上虽鹤立鸡群，却形影相吊，说明只是个特例。实际上，对大多数城市而言，资源的有限性、安全的第一性和习惯的延续性，决定了这样的异形建筑在可望的将来，依然难以具有可推而广之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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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异形建筑的代表作--佛兰克.盖里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
② “defamiliarization”是一个生僻的英语词汇，用来对应俄语中描述现代艺术的“生疏性”一词-“ostranenie”，意即“unfamiliar”
那么从思想根源看，这一脱离原型的异形建筑潮流，究竟与解构主义哲学有多少关联？对此，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这样说的：“解构的目的，并非是把某种作为传统和文化灵魂的哲学体系拆成碎块，而是要挑战和消除哲学传统中那些犹如拱券锁石般的正统观念”，而“建筑学需要解构的并非建筑本体，而是那种把在哲学上取得权威地位的建筑思想具象化的企图” [14]。今天“解构建筑”的提法已不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概念原创者的意思被曲解了。显然，异形化能否给当代建筑带来革命性的突破，当然也绕不开结构体系的原型分析。即使依托数字技术的参数化设计（parametric design），似乎已在超越建筑形体和空间想象的生成极限，但也有待证明，异形化是不是一个有着客观事实依据和生活形态需求的建筑合理进化进程。
至此，从新古典到今天，历史环境中的建筑原型问题概括起来就是3种取向：（1）新古典风格化原型，寻求形式再现（representation）；（2）现代古典结构化原型，寻求意象类似（analogy）；（3）异形原创则解构化原型，寻求陌生反差（contrast），也就是异形化[15]。西班牙建筑理论家索拉-莫拉利斯.卢比欧（Ignasi de SolaMorales Rubio）就此指出，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新旧“反差”，应让位于“新”之于“旧”的“类似性”，因为后者兼顾了差异与再现，对比邻的历史实存更具敬畏之心[16]。就历史环境而言，对于第3点，这种激进而晦涩的理念，异形化的原创设计，真的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么？传承与创新真的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么？起码，未来的不确定性，正说明了存在着多样性创造的可能性，但都不可能脱离原型而生就。这是因为，对原型的记忆和传承，是人性的一种特质，而且与身份认同密切关联，这种特质必定会演变，但绝不会消失。至于我国建筑界的一些问题，多出自在学习和模仿西方“原创”的同时，很少琢磨其与“原型”之间的内在关联。
3 城市进化与遗产命运 3.1 并置与拼贴刘易斯.芒福德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的《城市文化》是比《城市发展史》更早的一部名著。书中指出，城市遗产是死亡的东西，那么城市要恢复生机就唯有更新和再生。但他坚决反对大拆大建，强烈呼吁不可再重蹈19世纪欧洲激进城市改造的覆辙，并且要“复兴被机器文明荡涤掉的那些符合人性需求的古代城市活动和价值” [17]。那么，建筑师怎样参与城市进化中的历史复兴与现代传承?
对此，1 9世纪最富盛名的法国建筑师勒.杜克（Viollet-le-Duc）给出了意味深长的一种答案，在当时条件下，以他的理论与实践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被概括为“不为保存而保护，但为再现而修复”。在勒.杜克看来，既然旧巴黎的建筑要么破败不堪，要么尚未完善，那何不通过修复，与中世纪的伟大建筑师们隔空对话，存旧续新，再续创举呢。事实上，经他重修的巴黎圣母院，增加了钟塔，修复和完善了教堂的形体和细部，使其比之前完美了许多，确实是一种存真加创新的再现③。因此他也遭到了保护主义者的诟病，被贴上了略带贬义的“风格性修复”标签，认为这样做就是破坏了遗产的原真。
③ 据巴黎圣母院最近一次大修工程主持人穆栋（Benjamin Mouton）《巴黎圣母院--建造与保护的历程与方法论》（Notre Dame Cathedral de Paris: History and Methodology of Conservation），《建筑遗产》创刊号，2016，(1): 88-99。
对于存旧和续新，勒.柯布西耶和莱特在20世纪前期先后提出，作为城市遗产的历史中心区应与新建区隔离开，类似于今天的划分历史保护区。当代伦敦的码头新建区和巴黎拉德方斯大门外的新建区，都尝试实践了这种与历史城区相互分离，新旧并置的规划理念。
20世纪后半叶，英国的科林.罗（Collin Rowe）出版了划时代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一书，提出人作为历史的范畴，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文化记忆的属性，这决定了城市演化应是连续的拼贴，而非断裂的更始，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城市集体记忆和意象原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城市更新不是追求焕然一新，而应是不同时期建成区的“新旧拼贴” [18]。这种“拼贴城市”的思想，与中国唐朝诗人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纤秾》中的一段话：“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有着某种殊途同归的意味。
3.2 中国同心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大规模旧城改造使中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耕时代的古城完整保留下来的极少，有关文化古都的巨变更是争议不断。一般认为，建成遗产问题扩大到城市尺度，最重要的是历史城市结构的原型问题。《城记》一书讨论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梁陈方案”旧事，成了近年来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图 12）。该方案主张把北京城整体保存，新的行政中心在城外西侧从头建设，新旧城区以宽大的绿化带相隔离。这个典型的新区和旧区相分离的城市并置结构，显然是从西方带入的，然而在当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最后采用的仍是遵循中国传统古都格局的同心圆结构，也就是现在北京从二环到七环的城市规划格局[19]。互联网上有一张鸟瞰的北京城现状图片：从西三环看东三环，整个北京城由高耸到平坦，就像一个大峡谷，最低的地方是金黄色的故宫，就是西方说的历史中心；外面一圈是拆了城墙的绿化带，二环道路和地铁都绕行于这一圈；再外一圈就是遍布着高层的三环区域。这种整体上的同心圆结构（图 13），是否为中国都城结构进化的必然结果？带来的问题是什么？这是值得深思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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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梁思成和陈占祥建国初联合提交的新北京行政区方案 源自北京建设史编辑委员会编.《建国以来的北京城市建设》，1986: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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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北京城的同心圆结构（由西三环望东三环） |
再仔细观察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这是内城正阳门到故宫天安门之间中轴线两侧的历史环境，从宫前千步廊和六部所在地块变迁而来。这里最重要的建筑--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从建筑原型看，都没有用梁思成建议的“中而新”的大屋顶新古典风格。实际上，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形式跟从政治是不言而喻的。天安门广场的格局和风格趋向没有走中式新古典路线，而是选用了西式新古典风格，并在其中加入了一些屋檐琉璃瓦等中国元素④。一直到后来毛主席纪念堂，这种西式新古典与明清故宫在风格上完全是分开的，倒是有点儿拼贴的意味。今天看来，北京所代表的中国古城的现代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19世纪巴黎奥斯曼计划的东方翻版，区别仅在于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不同所形成的技术和风格差异。
④ 毛泽东主席反感新建筑仿造大屋顶，曾斥之为“道士帽子、乌龟壳子”（转引自王军.城记.北京:三联书店，2003:152），反倒更愿意接受西方近代的新古典建筑风格，并主张保留古迹之外，要改造普通的老房子。周恩来总理则提出过“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的口号，对天安门广场新建筑的风格定位有很大影响（转引自董光器.天安门，中国的象征--天安门广场改扩建纪实.时代潮，1995，(5): 7-10）。
3.3 几个实践案例从世纪之交以来，笔者主持和主创了从上海、浙江，到海南、西藏等地的历史环境保护与再生工程设计10余项，大多直面了新旧关系处理的挑战。参照《威尼斯宪章》精神，笔者曾提出“修旧如旧，补新以新”的原则和策略[20]。不言而喻，“修旧如旧”就是尽量保持建成遗产的原址、原貌、原材料、原工艺，尊重有价值的历史变迁痕迹，结合现代特种技术完成修缮。而“补新以新”，就是对损坏的部分作新补或换新处置时，要能看得出新旧差别，忠实地反映变化印记。这个原则若用于“城市修补”，就存在本文讨论的原型与传承关系问题。对历史环境中的新建筑，是采用新古典的仿古，还是现代古典的类似，抑或异形化的反差，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复旧泥古易混淆古今，反差过度会破坏整体感，类似是一种原型维度的新旧关联，是值得深究的一条途径。以下为笔者在工程案例中的一些探索。
西藏日喀则“桑珠孜宗宫”复原与宗山博物馆工程，是上海市最大的单项援藏项目，包括西藏宫堡原型研究、废墟保存和整体复原设计，以及内部的宗山博物馆设计三部分内容。该工程从2004年起前后历时6载，其间同济设计团队先后10余次上青藏高原，从踏勘、调研、设计到施工配合，在藏族工匠的参与下，整个工程传承了当地包括“边马墙”“阿尕土”“手拨纹”在内的传统经典建造工艺，竣工后不但再现了日喀则的城市历史天际线，而且恢复了当地藏民对这一历史地标的集体记忆，在其内部建成了展示后藏历史的宗山博物馆。该项目2015年底获得了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金奖⑤（图 14）。
⑤ 桑珠孜宗宫修复与再生工程设计获2015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金奖，http://www.arcasia.org/awards/arcasia-awards-for-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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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 日喀则桑珠孜宗宫复原与宗山博物馆工程设计复原前后比较 源自笔者主持的工程设计建成前后比较，张嗣晔摄影 |
宁波的月湖西区是老城保留下来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街区，但2011年因不当的土地挂牌出让，使街区北片除了几栋挂牌保护建筑外被拆除殆尽，这种对历史街区结构和肌理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该行为引起中央主管部委问责，当地政府部门邀请同济规划和建筑团队出马亡羊补牢。我们经过现场踏勘，发现拆下来的构件大都留着，存在大部恢复、局部新建的可能：是典型的“城市修补”工程。于是重做了保护规划，首先原地复建被拆建筑，恢复街区空间结构和肌理。其次谨慎处理街区边缘的城市界面。在濒临城市干道中山路的街区边缘，混合徽式马头墙和吴式观音兜山墙面的“屠氏别业”，因低质的当代临街商业建筑拆除，而裸露在城市空间界面上。我们为此做了2个修补方案。其一为广场方案，屠氏别业两侧的新建筑用老建筑的清水砖墙“面料”，二者天际线轮廓新平旧仄，形成一种互涵对比，既有原型意象的类似性特点又有一定反差关系。其二为内庭方案，沿着中山路做出新建筑，补上城市界面，与屠氏别业围合成内庭院。结果前者被选为实施方案，目前已基本竣工（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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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宁波月湖西区屠氏广场新旧建筑的平仄对比 源自笔者主持的设计效果图 |
海口的骑楼老街区在沉寂了多年后，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重新又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一个热点。笔者25年前曾率同济实习生来此测绘骑楼建筑，7年前被聘请主持骑楼街区保护与再生设计。如今5条街中有2条已经竣工开街，其余也在进行中。这一街区亦属典型的一种城市修补工程。修复前，街区内虽基本完整，但年久失修，趋于衰落。街区外缘面对海甸溪，在濒临城市干道长堤路及海甸的一侧，大部分建筑经过多年来断续的低质化改造，整体破败，鱼龙混杂，但仍保留着少量的骑楼建筑。从历史和现状出发，我们对街区内的中山路、博爱路、新华路等做了街廓修复和街景整饬设计，通过大量取样分析，恢复了骑楼巴洛克街廓立面一楼一色的历史风貌（图 16）；对骑楼外滩-长堤路的低质建筑做了拆除重建处理，凡是老骑楼都保留下来，补上去的建筑不做仿古骑楼，而是设计新骑楼，以新衬旧，与古为新。这也是通过原型分析，对下部骑廊、上部山花风洞等遗产构成要素均有原型意象的类似性再现[21]（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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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6 海口骑楼老街（中山路）经材料病理分析后的“彩楼”修复实景 源自现场自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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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7 海口骑楼外滩的现代古典山墙与旧巴洛克山墙的对比 源自笔者主持的设计效果图 |
本文以瞻前顾后的理论视野，讨论了现代建筑学所面临的建成遗产保护与传承挑战。从19世纪欧洲工业化盛期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开始，直到1964年《威尼斯宪章》诞生以来，建筑学领域包括学界和业界，就始终是建成遗产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参与方之一，建筑师似乎命中注定要扮演遗产本体守护者和遗产精髓传承者的双重角色。因而对建成遗产的原型及演化脉络有所认知，是对建筑师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一切原创均来自原型，对原型理解的深度影响着原创的高度。循着这一思路，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本文对现代建筑进化中的新古典、现代古典和异形化等思潮均作了批判性反思，并对其与原型理论的关系作了脉络梳理和择要概括。此外，本文还对历史城市在进化中的新旧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均作了阐释，讨论了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和应对策略，主张在“城市修补”中，对建成遗产及其历史环境宜“修旧如旧，补新以新”，以实现历史与现代的良性交织，管控变化，合理进化，努力探求“新旧共生，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22]。
| [1] | 常青主编. 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学:同济城乡建筑遗产学科领域研究与教育探索.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4: 3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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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Rowe C. Collage C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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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常青. 建筑遗产的生存策略.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3: 4. |
| [22] | 常青. 新旧共生和而不同. 世界遗产, 2015(11): 106–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