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化遗产工作存在“雾霾”

当前，我国文物工作面临空前的大好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国务院也相继制定和发布了多项清晰、实效的相关文件。

然而，大好局面下，从文化遗产最突出领域——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保存实况看，破坏案件依然频发，有些恶劣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更使人忧虑的，是一些普遍性严重问题依然存在。

2015年5月14日、10月31日，世界文化遗产河北清东陵文物连续两次被盗。国家文物局两次约谈地方政府^[2]。但直至惊动中央领导，事情才开始被处理。2014年5月，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日本侵华七三一细菌部队旧址中细菌弹壳厂仅存的2座大烟囱，被公然拆除（图 1和2）。2016年5月上旬，红安七里坪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共合作谈判处旧址”及相邻房屋被擅自拆除；旧址上违法新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商用建筑”（图 3和4）。

据统计，近3年各地上报文物犯罪案件591起，文物火灾事故45起^[3]。各地被擅自拆除的历史街区和古迹，数目惊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发现，20年间有4.4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2014年，国家文物局抽查的10个区县不可移动文物平均消失率达4.7%^[3]。就连世界文化遗产也难以抵挡来自“开发”势力的损害。世界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的缓冲区和国家风景名胜区内的违章建筑“天中寺”，虽经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处理，却仍然在以拖待变。

一方面，“建设性”“保护性”修缮造成不可逆转损害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以“再现辉煌”取代“整旧如旧”和“最少干预”的维修主张和实践。例如某段长城遗址的铲削重砌（图 5）。轻真好假、拆旧建新的“重建”之风，仍在许多著名历史城镇发生。另一方面，文化遗产面临大量客观自然因素造成的保存和保护难题。但对相关的多学科文物保护科技研究、实验和应用推广，却远未引起决策层足够的重视。

大批珍稀文物古迹年久失修，一些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熟视无睹。对远近驰名的长城景观月亮门—山阴广武明长城10号敌台“空心楼”于2016年10月4日瞬间坍塌这样的事件，当地政府回应，仅为罕见大风所致。

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隐患重重的“重申报，轻管理”状态，迟迟不见改善。针对依然严峻的局面和屡发的恶性案件，激情的专家上书和明确的首长批示接二连三，但大多都经过一些过场后不了了之。

在顶层设计与实际保护状况之间，仍然像隔着“雾霾”。这种“雾霾”组合复杂，有思想认识的滞后，有组织架构的缺陷，有专业特点的制约，有机制运作的阻隔，也有各种各样其他的人为因素或实际困难，这些都是改进文化遗产工作的严重障碍。本文试就此提出些建议。

2 地方政府领导是关键

很多文物拆除和损坏事件的根本原因大多源于相关领导的漠视、无知甚或反感。这经常导致法人公然犯法，事后象征性地对违法行为做些暂时的行政处理，敷衍了事。从主管部门层面看，在领导干部普遍高学历但却疏于研修和自省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强调虚心学习、反复领会中央文物工作方针和理论体系，熟稔业务，科学、民主决策，避免“专家型领导”任性、专断现象。

真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 ^[1]的指示精神，应该体现在社会生活和行政的各个方面。可在各级干部培训制度和计划中列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研讨内容，并避免常见的培训流于形式，空泛和误导的现象。也可把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表现纳入各级官员的工作考核要素，纳入组织和监察巡视工作的视域。应当明确，破坏文物伤害的是全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其罪责不亚于谋财害命。

重大文物被损毁事件的背后，往往有各种形式的腐败、懒政、惰政、失职和渎职。对此，要制定对决策者、推动者和主要责任人终身追责的制度，付诸实施，并宣传震慑。否则，很难实现对文物的“敬畏”之心。

3 加强并有效督促管理机构，改进管理机制

文物部门需要外部的综合咨询、促进和监督。文物界老专家怀念20世纪聘请社会相关专家组成的“国家文物委员会”所发挥的专业咨询和制约机制。但该委员会的人员组合、学科背景有失偏颇，委员会由文物主管部门自己主持运作，最终被终止了职能。当今形势下再提建立这样一个类似、改进和加强的国家文化遗产专业委员会，有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样一个委员会有理由、也有必要直接对国家政府高层负责，分离于职能部门之外。

这个综合的咨询督察委员会应由文化遗产保护和社会统筹发展多学科专家组成，还应包括公众和媒体代表。专业评审和监督过程与结果应当对社会公开、透明，并应实行评审咨询终身负责制。与被评审事项有利益瓜葛者（如设计，施工，发包项目等），不得参与相关的咨询、监督活动。相关协调运作机构不宜设于业务主管部门内；建议直属国务院，或增设于中央文史馆。

4 遵循“正确的保护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保护古城要“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 ^[4]。这实际上明确了文化遗产保护各项工作的最基本原则。

（1）价值认定。对于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人类一直在试图找到一些可以达成最广泛共识的、相对客观的内在价值，以便共同承认、尊重和保守。现阶段，在国际社会，这些价值被接受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5]。在中国，被认定为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6]。

2015年，新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提出了五大基本价值说。增加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7]。业内很多资深同行反对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列为与公认的三大价值同等的基本价值。认为其中的社会价值只是源于三大基本内在价值衍发的诸多实际效应之一。现实中，即便认定这种社会效应为社会价值，但也立即会遭遇不同社会群体秉持不同社会价值观的尴尬。把明显会产生歧义的“社会价值”与相对客观的基本价值都同等摆上道德高地，可能被极端势力所利用；甚至使东欧剧变后对社会主义时期历史文物的摧残也有了“价值观”的支撑。更现实的是，权力、势力和资本左右社会价值观的现象普遍存在。其中不当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如破坏环境、生态和文化的开发，有了社会价值理论的支撑，必然给保护带来更大的压力和冲击。

相关阐释把“文化价值”解释为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也包含重复所谓社会价值^[7]。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内外都已形成完整的特定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对全世界作了关于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文明交融重要意义的精彩论述和倡导，深获国际认同^[8]。从学术的角度，再创立一个模糊、泛化的文化价值概念，不具必要性和可操作性。

（2）“真实性”理念和相关联的“最少干预”维修原则，是关乎“正确理念”的又一支柱。时光不会倒流，历史的作品不可能真正再现。中国文化遗产大师梁思成先生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论述文物保护理念和原则为“整旧如旧”，而不是“焕然一新”；“祛病延年”，而不要返老“还童”；不得已的维修措施和必要的展示手段应该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而遗产本体和相应环境景观的关系，是“红花还要绿叶托” ^[9]。

所谓“如”旧，不只是像旧，不是要做旧，更不是要刻意“以假乱真”，而是要尽可能完整、尽可能多地保存原物原作于原有的历史环境。

“最少干预”不是绝对不干预，岁月侵蚀造成的威胁因素需要“干预”；但认识到任何新的不得不做的添加或改变（后人对旧作的干预）都意味着对原作品“真实性”的减损或改变时，任何多余的措施，哪怕求全求美，都应该被否定。能不干预的，就不要干预。

基于真实性原则，《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维修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10]。但对“原状”，有专家将其解读为始建时的状态，或遗产最辉煌时期的状态。这曾导致不小规模的文物建筑被“再现辉煌”，引发了国内外广泛的惊诧和批评。

无论国际共识，还是以梁思成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系，都主张保存和传续每一处文化遗产自产生以来全过程的信息载体^{[9, 11]}。

笔者曾经和业内伴随新中国文化体系一路走来的老前辈探讨对“原状”的更严谨定义。建议为，“一般情况下，原状是一项文化遗产被社会和国家认定为文物保护对象时的现状；特定情况下存在威胁文物安全、稳定的现状因素，应予整治，并遵循‘最少干预’原则”。

（3）“重建”是另一个重大、但又复杂的争议话题。文物不可能再生，这是文物的属性所在，珍贵性所在，也是“真实性”原则不可或缺性所在。本质上，“重建”是按照历史有过的模式、使用类似的材料，模仿再造一个当代的新东西。重建如果做得好，也可能会成为文物保护对象。但它的实际“年龄”只能自它被建成之日始。认为“重建”是完全恢复了已消失的历史原物，这是不合逻辑的。而劳民伤财，在真文物面前毫无敬畏之心，喧宾夺主，甚至拆真造假，拆旧建新，则应被严格摒弃，并追究破坏之责。

出于某种重要的场所精神、群体情感、历史记忆、艺术探索，或者对考古遗址展示的需要，进行一些慎重的“重建”，并非完全不可。但不能因此而忽视“重建”的真实属性和问题。特别是，现行法律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 ^[13]。文化遗产名义下的“重建”之风，应进一步明令禁止。

5 锐意改革，以新政加强保护；关切文物的特别属性和客观规律

埃及重要的文博单位由其中央政府直管，并且建制有文物警察。之所以这样，该国文化遗产同行解释为，文化遗产属于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是社会整体的公益事业，因而是中央政府职责义务所在。地方政府主要对本辖区民众的衣食住行和现实利益负责。要求地方完全承担国家全局公益的责任，这不公平，也不现实。

这种认识在全世界普遍成立。因而，一些文化发达的国家也把重要的文化遗产以各种方式归于中央政府直接掌控或制约之下。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统管重要的文化和自然遗产^{[14, 15]}。还有的国家将文化遗产与环保共管。

我们很难完全照搬上述机制。在简政放权的大形势下，谈论这样的话题，也可能显得不合时宜。但考虑到文化遗产这一处于长远与眼前、整体和局部这一人类社会重大利益矛盾中的特别地位，并且文化遗产知识和觉悟还很不普及的国情现状，似需特别慎重下放文化遗产的管理职能和权限。甚至，还应考虑予以加强。

缺钱少人成为制约基层文保的最大问题。就连顶层的国家文物局也是如此。人员编制是国家行政管理严控领域。文物部门的出路当然应首重改革，但也还应被给予国家的特别政策关注。

文物局“小马拉大车”。关联广泛社会层面的文化遗产主管部门弱势的局面也可以通过某些事权机制的改革予以改善和加强。比如，对各级政府主管官员的考核任免，试行增加文物考评的内容和权重，听取上级文物部门的评判意见；对世界遗产级别的文化遗产地主官任免，增添国家文物部门的建议权和否决权，等。

各种腐败的不良风气同样侵蚀着文物管理队伍和机构。文物部门的自强自律和监察也因而至关重要。

文化遗产保护管理面临被迫照搬现代工程、项目管理招标制度的压力和危害，已亟需紧急关注。文物保护工程历来基于严格独特的传统技艺、材料、工艺流程和时间周期，现在全部机械地套用现代工程管理和年度财务决算制度中的招标制，导致以低廉、但几乎毫无理念和训练的包工队承担国宝级文物建筑修缮工程成为普遍现象；使得当前海量的维修工程显现出“钱多反成灾难”的浓重阴影；也加剧了传统工艺的失传和优秀匠人的日渐式微。日本把传统技艺保存者正式列为“人间国宝” ^[16]（被颁布为国家木工技艺和瓦工技艺传承者，享有很高社会地位）。而源于中国的传统技术和匠人大师在本国却已几近断代，局面十分严重。

故宫博物院勇于担当，争得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已在尝试实行契合文物特性和规律的工程、财政管理，以及维系、稳固、传承匠人队伍和传统工艺的系列办法。发扬这种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完善和推广相应的做法，形成国家特别的政策和管理体系，是走出困境可行的紧急措施和路径。

6 关注世界文化遗产的旗舰效应和国际公约的特性

世界遗产事业既促进了国内工作和国家利益的发展，发挥了遗产事业的旗舰效应；又实现了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贡献和影响，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成功的一个典范。仅举数例。

“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系列组合，直接促成和伴随了《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指南》中关于“系列遗产”条款的修订；也重新发掘和传扬了中国古老的天地宇宙观，以及中华文明“中”的自信与“和”的理念。

2007年，在北京举办的“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产生的《北京文件》 ^[17]，被国际同行誉为“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有借鉴意义”。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于2014年联合申报成功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自然而然地承当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因缘和情感纽带。在中、哈、吉丝路世界遗产申报成功1周年的纪念学术会上，哈萨克斯坦的代表用“一带，一路，一历史”（图 6）作为自己演讲和认识的主题，是生动实证。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遗产大国，参加《世界遗产公约》是因为中国政府和人民把遗产保护认定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的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权宜之计。严格有效地遵守世界遗产的监测管理约定，对违反《公约》相关规则和程序的案例，特别是发生在敏感地区和敏感领域的项目，需要给予高度关切和及时处理。万不可造成误解，自损形象。

“重申报，轻管理”，这是世界遗产工作存在问题和隐患的根源之一。可以说，相关主管部门始终未能摆脱这一偏向。主要原因是因为申报的社会关注度和期望值高，压力大，工作量浩繁，主管部门应对不暇。其次，世界遗产的综合效应使之广受欢迎，本来被冷遇的文保工作，在世界遗产申报阶段前所未有地出现了言听计从、高接远送的局面。相对于艰苦细致的持久监测管理，厌难悦易，申报自然被独宠。

监测管理体现着保护遗产的可持续目标。但是，表面上我们建立了专业机构，投入了大量经费，却少见实效。一些不良案例就发生在相应文物主管机构眼前，甚至在京畿之地，都不见有效的监测反应。申报与管理的失衡相当严重。对监测管理工作的全面跟踪考核、案件处理和有效加强，是扭转“重申报，轻管理”作风的重要方面之一。

世界遗产工作涉及国内和外交工作多个部门。部门之间扯皮、争执影响国家事业健康发展和效率的现象存在已久。亟需通过设立国家的统筹咨询协调机制来解决部门间很难自行解决的纷争。

7 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文化遗产品类诸多且不断被拓展。建立统筹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除法制建设外，还需要制定一部立足传统，借鉴世界，涵盖历史城镇街区、无形（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化、博物馆、科学技术、文物市场等各方面，能为有关业界和部门共同认可与遵守的文化遗产行业准则。从而更系统地“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1]，更有力地造福中国人民，并为世界作出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