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1(Table 1)
201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公布了首批25家机构入选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涵盖国内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一流专业研究机构。其中，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作为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的重要载体和综合集成平台，主要针对科技相关的问题为国家建言献策。
由此可见，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发挥着关键的政策价值，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智库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高端智库作为建制化、专业化的咨询研究组织，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决策科学化、规范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1]。其次，面对决策问题日益复杂，以及我国专业化研究力量参与决策咨询的机制尚不健全的现实情况，有决策价值的智库研究显得尤为稀缺。现有体制内的决策咨询部门大多直接服务于决策者，更多关注现实的重大问题，而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需要参考更加独立和客观的研究结果，以及具有长远性和前瞻性的视野，需要具有基础性、储备性的研究力量。同时，智库作为国家决策咨询系统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本身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智库研究的水平，拓展关注问题的范围，有效发挥其作用和职能。如何认识和发挥智库的作用，开展有价值的智库研究，形成对于智库研究逻辑体系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随着19世纪末期现代智库在西方国家兴起，有关智库的理论研究或者以智库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开始涌现[2, 3]。这些研究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英语国家为背景，并基于各自特定的国家情境。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位于中东欧、亚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的智库研究开始兴起[4-6]。现有的西方智库理论研究多采用精英主义（elit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的视角，力图系统地思考智库的定义、作用和功能，解决“智库是什么”“智库怎样做”和“智库为谁服务”的问题[7-11]。在众多对于智库的定义中，比较早被广泛接受的定义由Weaver[12]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他将智库定义为“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在政府、企业、政党等利益群体之外保持独立性的研究机构”。由此可见，在西方背景下，独立性成为判断智库性质的重要标准之一，然而Weaver的定义并没有将从政府获得经费和项目支持的机构排除在外。更为近期的一些研究，开始脱离对于智库的组织属性和资助方式的讨论，将智库视为服务于政策制定的特殊的知识场域（knowledge regime）[13]，并且将智库研究描述成一种“体现出多元主义的知识和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 [14]。智库展现出更多的公众精神并提供研究作为公共产品，他们将理念、倡议、主张和想法形成产品扩散给有效的公众群体（effective public）[15]，同时发展和维护政策网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的服务，在政策空间的不同主体，如政府、学术机构、企业和媒体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
基于多元主义视角，智库的功能和作用也被积极地认为在支持和鼓励政策的多样性，促进广泛而多主体的政治参与，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和透明度，培育具有公信力和公开性的民主政治程序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基于精英主义的观点则更多地对智库进行批判：一方面，智库的研究及其观点往往代表资助机构的利益，并将其与决策者进行沟通；另一方面，智库在起源上的一致性，特别是其狭窄的社会背景、精英主义的价值观以及服务于精英决策层的立场使得其经验研究常常带有精英主义的视角，并陷入权力不对等的关系[16]。由此可见，以什么样的理论视角认识智库，对于理解智库的作用和功能，对于开展和评价智库研究，从而有效发挥智库在一国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具有引领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无论是基于智库组织结构的探讨，还是基于多元主义抑或是精英主义的视角，国外智库的理论研究主要以西方政治制度为背景。不同的理论视角往往侧重于智库某一方面的特性，如多元主义的视角立足于智库的开放性和知识生产的特点，而精英主义视角则立足于智库的同质性和阶级属性。因此，如何采用系统的观点对智库这一重要的现象进行思考，从而形成智库研究的逻辑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目前，这样的研究无论在国内的学界还是智库之间，都极为缺乏。国内对智库研究的认识尚不清晰，缺乏对智库作用及其研究问题的系统思考，没有形成智库研究体系和理论[17]。
因此，本文综合集成作者在智库研究理论和方法上的多项成果，提出智库研究的基本逻辑体系[18-22]：一方面，以智库研究为考察对象，跳出特定的社会条件，用系统论的思想，从理论层面思考智库更为普遍的作用和特征，以及智库研究应该遵循的原则和逻辑体系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从中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高端智库的现实需求出发，对于智库的组织建设和成果评价给出实用的建议。本文主体部分从智库的作用出发，考察智库研究在服务宏观决策、引领创新方向以及创新研究方法和工具这3个方面的作用，进而提出智库研究的基本逻辑体系。阐释智库研究中的“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如何评”的问题，对智库研究的目的、来源、导向、环节、要求、特征进行系统认知。在构建逻辑体系的过程中，重点思考智库研究问题是如何提出的，智库研究问题有什么来源和特征，如何开展智库研究，以及如何进行智库研究成果的评价等兼具学理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问题。在结论部分，本文将提出未来智库研究的可能问题和方向。
2 关于智库研究理论基本逻辑体系的认知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特点以及特定的历史时期，均对智库的作用和功能、组织和结构产生显著的影响。然而，智库对于决策和公众的双重影响，其研究的多元化和开放性，独立于利益群体而以人民福祉为根本出发点等种种特性是独立于政治背景而存在的。如果跳出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限制，以智库研究为考察对象，探讨智库更为本质的作用和功能，实际上，智库主要发挥服务宏观决策、引领创新方向以及创新研究方法和工具这3方面作用。首先，在服务宏观决策上，智库主要通过咨询建议、参与决策研究，为决策提供独立客观的科学依据和咨询建议。为发挥好服务国家宏观决策的作用，智库应该能在以下4个方面发挥作用：①开展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研究，对政府关注的问题从智库的视角提出咨政报告；②对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进行咨询和评议，开展政策措施出台前的第三方评估；③对重大决策方案和政策措施实施情况进行评估；④把握趋势和规律并及时设置重大研究课题，做好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其次，在引领创新方向上，智库通过发布公开报告、研讨会等形式，从科学理念、科学方法、科学文化方面影响社会公众，推动社会进步。最后，在创新研究方法和工具上，智库通过发表论文、研发智库研究方法、手段和工具等，确保其研究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以及得到智库同行的认同。
在明确智库作用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发挥智库作用，实现其功能，本文提出关于智库研究理论的基本逻辑体系的认知，重点解决了智库研究中的“为什么”“是什么”“怎样做”“如何评”的问题。这一逻辑体系（图 1）的建立能够更为系统地理解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开展高水平智库研究提供逻辑指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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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智库研究的基本逻辑体系 |
归根到底，我国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始于2013年11月，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 ①，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大突破性发展之一。它从经济、社会拓展到制度层面，为我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表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决策咨询制度”，这标志着智库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智库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切实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建设方案》，决定建立“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委员会”直接服务于中央重大决策，明确我国将建立科技决策最高智库，这将科技决策咨询纳入到国家决策程序之中，成为科技服务决策的重大突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智库作为建制化、专业化的咨询研究组织，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国家决策科学化、规范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① 我国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提出并随着经济和社会进步不断调整“四化”内涵，经历了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现代化，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以及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2.2 “是什么”的问题：智库研究的来源和特征是什么？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学院，要求中国科学院“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智库研究应从科学技术影响和作用的角度研究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从科技规律出发前瞻思考世界科技发展走势，提出咨询建议，开展科学评估，进行预测预见，在国家宏观决策中发挥建设性作用。这一要求也促进了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为代表的科技智库的成立。科技智库主要聚焦“促进科技发展”和“科技促进发展”两方面的研究，不仅从科技规律出发前瞻思考世界科技发展走势，也从科学技术的影响和作用角度研究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2.2.1 智库研究的两个来源：决策需求、趋势规律由科技智库的成立过程可见，我国智库问题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源于社会实践的决策需求。从全局和战略高度选择重大问题，开展决策前的重大问题研究、决策中的方案咨询论证和决策后的第三方评估，提供可供选择的建设性方案、科学咨询建议和评估意见，有效服务宏观决策。另一方面，智库研究也不能忽视对于趋势和规律的把握和研究。智库研究的问题来源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演进，智库承担着把握趋势和规律，面向未来前瞻提出重大问题，并进行深度理论研究，提供储备性预备方案，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创新方向的重要使命。
2.2.2 智库研究的“六性”会聚特征：学科交叉性、相互关联性、政策实用性、社会影响性、创新性、不确定性智库研究的会聚特征不仅体现在智库研究问题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学科综合，也体现在其问题往往产生在科技、经济、社会、环境、政治各领域知识的会聚地带，同时也是基础前沿、技术创新、应用转化等价值链环节的会聚。智库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作用于单一学科、单一领域或单一价值链环节的研究，得到跨学科、跨领域、跨价值链的新认知，形成复杂智库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从而更好地洞悉未来科技发展趋势，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因此，智库研究体现出综合具备学科交叉性、相互关联性、政策实用性、社会影响性、创新性、不确定性的“六性”会聚特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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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智库研究的会聚特征 |
具体而言，①学科交叉性。指智库研究所需的信息和知识量非常广泛，是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②相互关联性。指智库问题通常不是独立产生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一系列问题。③政策实用性。指研究成果影响政府决策和公共政策，具有政策制定的实用性。④社会影响性。指智库研究结果对社会、生态、经济和科技等现实问题产生较大影响。⑤创新性。指智库问题的研究并不能简单借鉴已有经验，需针对问题提出创新思路。⑥不确定性。指提出的解决方案周期较长，且通常与外部环境和因素密切相关。
以科技智库为讨论对象，我们应认识到，科技智库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复杂、综合的战略和政策问题，不仅仅涉及科技问题，而且涉及经济、社会、环境、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例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组织进行的“世界科技前沿研判”“中国重大科技突破前瞻研究”“面向全球竞争的高新产业源头技术研究”“百年强国资源环境关键瓶颈问题研究”等智库研究，仅就其中的科技问题而言，也往往是跨领域、跨学科的，涉及科技、产业、创新、能源、环境等多领域的综合交叉研究。
2.3 “怎样做”的问题：如何开展智库研究？为有效发挥智库在服务宏观决策、引领创新方向以及创新研究方法和工具方面的作用，同时考虑到研究问题的综合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智库研究尤其需要全方位、多角度、系统性地观察分析世界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到科技智库，其任务和特点决定了其研究既是专业化的，又是需要系统组织和综合集成的。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用系统的观点分析问题，将研究对象分解为相互联系的具体科技问题、经济社会问题、政策问题或管理问题，组织相关方向专家进行前瞻判断。另一方面，要用综合的观点分析问题，科学归纳和综合集成科技专家、政策专家、情报专家、管理专家的判断，最大程度地凝练共识，形成对所研究问题的整体认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和方案。在开展智库研究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使用以下提出的“三个导向”“四个环节”“五性要求”和“五个统一”。
2.3.1 智库研究的“三个导向”：问题导向、科学导向、证据导向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科学导向和证据导向是由上述的智库研究目的和问题来源决定的。智库研究的问题复杂综合、跨学科和领域，这就需要在充分认识相关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有效综合集成和归纳，最后上升为对战略咨询问题的研究。在认识智库研究的导向时，要认识到学术研究和智库研究的关系。学术研究很大程度上为智库研究的科学性和证据性提供一种源泉和支撑，为决策研究提供明确和科学的依据，二者形成一种互动的关系。
具体而言，问题导向要求智库研究者通过问题来切入，既可以是现实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也可以是潜在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证据导向要求论之有据，能提供有说服力的客观事实、科学证据和数据支撑。科学导向就是研究问题要遵循规律，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综合复杂的智库问题进行科学、综合、系统的研究。
2.3.2 智库研究的“四个环节”：DIIS智库研究的DIIS方法描述了智库研究的“四个环节”，即“收集数据（Data）—揭示信息（Information）—综合研判（Intelligence）—形成方案（Solution）”（图 3）。DIIS是对智库研究方法论进行再思考，对智库问题的一般性研究思路进行系统归纳，而提出的问题导向、证据导向、科学导向下的智库研究新方法[19]。DIIS为智库研究提供了综合性的研究思路和一般性的研究流程，形成一种多层面的综合性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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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智库研究的DIIS方法 该图首次发表于2017年1月9日《中国科学报》 |
DIIS将智库研究过程分为4个环节：①收集数据（Data）阶段，即围绕所研究的问题全面收集各类相关数据和相关现象；②揭示信息（Information）阶段，即进行专业化的信息挖掘、整理和分析，形成客观的认知；③综合研判（Intelligence）阶段，即引入专家智慧对认知进行研判，得到新认识和新思路；④形成方案（Solution）阶段，即在问题导向下提出解决方案，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智库的DIIS方法与智库研究的问题导向、科学导向、证据导向紧密相关。在问题导向的要求下，DIIS方法可分为“凝练问题—分析问题—综合问题—解决问题” 4个阶段的研究过程。在证据导向的要求下，在DIIS的4个环节中需要保证数据真实、信息客观、研判专业以及解决方案的严谨可靠。在科学导向下，需要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确保在DIIS的4个环节做到数据精确完备、信息全面合理、研判独立、解决方案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
以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为例，2007年围绕我国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科学院聚焦18个重要领域，开展了面向2050年的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从2007年到2013年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智库研究思路，形成并具体实践DIIS的理论方法：在收集数据阶段，用系统的观点分析问题，将问题分解为相互联系的子问题；在揭示信息阶段，组织相关方向的专家进行分析，形成客观认知；在综合研判阶段，重点进行专家分析研判，综合专家判断，最大程度地凝练共识，形成新认知、新观点；在形成方案阶段，提出总体构想和问题解决思路，形成符合实际发展要求的规划方案与政策建议。科技发展路线图的战略研究分18个重要领域并成立相应的专家组，采用集中研讨、分小组研究、综合集成、迭代完善的工作方式和综合的研究方法，并于2009年发布《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系列报告（以下简称“创新2050路线图”），建立了持续开展战略研究的机制。这是我国第一套全景式预测2050年科技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许多观点和研究成果被政府决策部门、研究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所采纳。在“创新2050路线图”基础上，2013年中国科学院发布《科技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以下简称“面向2020的战略选择”）。“创新2050路线图”和“面向2020的战略选择”一起构成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中远期预测和判断。
2.3.3 智库研究的“五性要求”：思想性、建设性、科学性、前瞻性和独立性从智库研究的全过程来看，在开展智库研究时要坚持思想性、建设性、科学性、前瞻性和独立性的“五性要求”。①思想性。要求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新看法，提供高质量的咨询建议和评估评议意见。②建设性。要求紧扣决策需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提出“实用、管用”，有深度、有见地、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③科学性。要求基于专业知识和科学证据，采用科学的方法，定性认识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全面系统地分析问题，做出科学论证。④前瞻性。要求敏锐预判发展趋势和前沿方向，善于发现带有规律性、本质性、苗头性的问题，认识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提供超前应对和优化布局的政策建议。⑤独立性。要求本着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遵循规律，排除个人、团体和局部的利益干扰，研究结论要经得起人民、实践和历史检验。
2.3.4 智库研究的“五个统一”：思想性和政治性，学术性和政策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前瞻性和建设性，以及独立性和纪律性的有机统一（1）要做到思想性和政治性的有机统一。智库工作的政治性强，社会影响大，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的重心聚焦到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供高水平科技决策服务上来，这应作为智库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眼于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不断提出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新看法，提供高质量的咨询建议和评估评议意见。
（2）要做到学术性和政策性的有机统一。树立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始终将学术追求和学术担当放在高端智库建设的核心位置，提出中国科学家自己的判断，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思想。同时，注意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破方向，敏锐抓住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和新的生长点，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不断提出引领性、指导性的学术判断。
（3）要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坚持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与实践应用的有机结合。我们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书斋里的孤芳自赏，而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问题导向的研究。要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做到理实融通，用所学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实践中增进自己的理论修养。
（4）要做到前瞻性和建设性的有机统一。要着眼长远，进行预测预见，善于发现带有规律性、本质性、苗头性的问题，认识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提供超前应对和优化布局的政策建议。要紧扣决策需求，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阶段性特征，破解我国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瓶颈制约，应对全球性重大挑战；要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实用、管用”，有深度、有见地、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
（5）要坚持独立性和纪律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学术讲争鸣，研究应自主，要本着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本着遵循规律、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客观独立地提出科学建议、咨询和评议意见。另一方面，坚持“发布有底线”，强化质量管理，建立和完善成果管理制度和发布程序。
2.4 “如何评”的问题：高水平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构建智库研究的逻辑体系，对于智库研究的目的、来源、导向、环节、要求的系统认识，对于形成独特的智库研究思维，引导智库研究的方向和模式，创新智库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建立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和体系等方面有着基础性和指导性的作用。智库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也决定了智库成果的评价不能单一地依靠建立评价指标进行数量化的测量。正确评价智库成果的影响力、应用效果和贡献，应该将定量与定性的评价方法相结合，从5个层面（智库成果的5层评价标准，见表 1）进行系统地评价和考察。
（1）发展理念和战略层面。应重点评价在关系人类文明发展、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是否提出了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和战略建议，并成为普遍共识、引领发展潮流或方向，或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科学依据。例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过程中智库研究成果的贡献，“创新2050路线图”提出的“当今世界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前夜”的战略判断日渐成为全球共识等。
（2）法规、规划和方法层面。考察智库研究成果是否成为国家法律、法规制定或修订相关条文的科学依据；提出的科学建议和预测预见，纳入国家规划及任务部署；发展的研究方法或工具，为智库同行普遍使用。例如，“科学十四条” ②、《1956—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③、“创新2050路线图”、“面向2020的战略选择”以及兰德公司提出的德尔菲法等，均属于在法律、规划和方法层面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智库成果。
② “科学十四条”，即196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较为完善、系统的科技政策条例，在当代中国科技政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研究价值，中国科学院在”科学十四条”的制订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③ 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 1956— 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走上国家统一领导的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3）体制机制层面。应重点考察智库提出的科学建议是否为国家或有关部门所采纳，或成为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的重要科学依据。例如，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工程院，实施“ 863”“ 973”计划，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科技计划体系改革等建议被国家决策部门采纳，并对中国科技进步起到推动作用。
（4）政策层面。应考察智库成果是否对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科技进步中的关键问题开展研究，提出科学建议和预测预见，以及能否成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研究支撑。例如，中长期规划配套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科技成果三权改革政策等属于在政策层面发挥智库作用的典型成果。
（5）举措层面。智库针对改革创新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出的系统解决方案，是否得到国家有关部门和重要区域的采纳，成为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和行动。例如：研制“两弹一星”的建议、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如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建设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实施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等均属于改革的重要举措和行动方面的智库成果。
3 总结与讨论本文所进行的智库理论方面的探索，从智库研究为了什么、智库研究的来源和特征是什么、如何开展智库研究、如何进行智库成果的评价这些关乎智库建设及其成果评价的关键问题出发，形成了对智库研究基本逻辑体系的认知。与西方已有的智库理论研究不同，这一研究从一般性规律出发，超脱特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情境，不拘泥于智库某一方面的特性，从系统论的角度，将智库研究视作一个相对完整却又具有独特性的研究系统，探讨其更本源的作用和特征，从而提出如何开展智库研究的导向、环节和要求。在实践意义上，本研究所提出的评价智库成果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为还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智库建设提供理论、方法和工具。
具体而言，我国的智库研究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智库研究的目的之一；同时，也决定了智库研究问题的两个来源——基于决策需求，以及对趋势规律的探索。与传统的学术研究不同，智库研究具有“六性”会聚特征，包括学科交叉性、相互关联性、政策实用性、社会影响性、创新性、不确定性。在开展智库研究的过程中，要坚持“三个导向”——问题导向、科学导向、证据导向。同时，本文提供了DIIS的研究工具，构成智库研究的“四个环节”，同时还提出了智库研究需要坚持思想性、建设性、科学性、前瞻性和独立性的“五性要求”，以及发展理念与战略、法律法规与方法、体制机制、政策和举措5个层面的智库成果评价标准。
具有复杂性、跨度广和亟待宏观战略思维的智库研究与以微观深入为主要研究特点的学术研究有所不同，因此智库本身在决策咨询研究过程中，需要进行智库队伍的建设，不断训练一些有别于一般学术研究人员的专业化人才，他们往往是基于学术研究的战略和政策人才。智库研究队伍不仅要有学院派，还要有实践派和具有决策经验的人才，这对智库自身建设和支持决策研究都至关重要。在智库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旋转门”机制将有助于搭建起智库和决策部门人才双向交流的桥梁。一方面，吸收那些长期在政府决策部门工作、在某些方向有深入思考和决策经验的人才到智库中来；另一方面，将智库中培养出的具有战略思维的人才输送到政府决策部门中去[21]。
展望未来，智库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应致力于为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提供理论、方法和工具；另一方面，也应该考虑到新兴技术发展为智库研究提供的新的媒介和手段。同时，智库之间合作的不断深入和拓展，促进了智库网络的形成，对于本国的政策决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形成一定的影响。如何以智库为出发点，进行一些具体的实践问题的研究，也是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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