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类未来的构想起因于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认知和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是一个未来时态用语，它体现着当代中国人对未来人类历史走向的前瞻性认识和美好愿望。当今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正处于“百年大变局”的关口，各主要文明彼此之间既相互依承与合作，也相互竞争、对抗乃至冲突。如何实现文明间的和解？如何引领人类走向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之路？这些问题是值得中国乃至世界思想界深思的重大而急迫的问题，而且这不仅是政治家和人文学者的使命，也是科学人的使命。
1 文明交流与借鉴是人类历史的主题人类的命运从远古就是纠缠在一起的。就欧亚大陆文明的发展格局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地中海文明以及当时周边的蛮族文化从公元前3000年起就开始有了密切的文化互动，形成了一个子文化丰度高、互动强的文化大区。古中国文明或者说汉字文化圈则地处远东，构成另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大区，但它与古印度文明也存在经济、宗教和文化互动，并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东以及罗马世界发生联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洞开，西方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虽然是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被迫启动现代化进程，但也由此获得了与世界文化发生全方位文化互动的契机，获得了全面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更新自身文明的契机。
文明的互动互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和通道，人类思想成就和物质成就的汇聚与整合是文明进步和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大尺度、长时段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近2 000年中，人类文明经历两次大规模的文化汇聚和整合，这两次文化汇聚和整合均发生在地中海沿岸——前一次由古希腊人完成，后一次由日耳曼诸民族共同完成。古希腊人通过吸收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波斯文明乃至古印度文明的思想成就和物质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自然哲学诸学派和前苏格拉底智者学派的努力），创建了一个完整的、既指向人类社会研究也指向自然研究的、有着统一标准的、合逻辑的、内在一致的理性主义哲学知识体系（这可归结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代哲人前后相继努力的结果），将古代文明和人类智力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并为后世文明再次实施文化汇聚与整合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智力基础。
哲学家雅斯贝斯在描述其“轴心大突破（约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概念时并没有洞察古希腊文化在价值指向上的完满性，而只是笼统地谈到当时欧亚大陆上各主要文明均产生了各自的圣人，确立了超越个体追求至善的价值理念——用中国亚圣孟子的话来说就是，“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然而，希腊文明之价值观“大突破”有着一种其他文明并没有特别强调的价值指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普罗米修斯指向”），这是一种指向自然的价值追求，如柏拉图《普罗泰哥拉篇》中普罗泰哥拉所述的二次创世进程所展现的那样，在第一次创世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了智慧与火，在第二次创世中宙斯指示信使神赫尔墨斯赋予人类以美德。是以有苏格拉底思考智慧与美德之关联，并有“知识即美德”的著名论断，至亚里士多德，则发展出了集当时人类知识之大成的、熔自然哲学与人类社会知识于一炉的、拥有统一知识标准的学科体系。
2 科学文化的兴起古希腊文化对后世文化——古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只有日耳曼诸民族通过大翻译、大航海，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这三大运动，率先开启了由传统社会到现代性社会的社会转型，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以科学精神为底蕴的现代人文知识体系。
17世纪以来，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确兴起了一种覆盖全球、跨文明、跨宗教、跨人种的文化，一种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这就是欧洲科学革命运动中开始兴起并在后来的历史进程稳步发展的科学文化。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坚信，科学史是人类惟一进步的历史，是科学进步促成了人类社会进步；另一位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则将科学革命以及由此致的科学文化视为现代文化诞生的主因，称科学以及科学文化拥有一种“融化旧传统、创造新文化”的力量，在欧洲是如此，在东方的日本亦然。
科学进步与人类道德进步彼此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启蒙哲人卢梭给出了负面的结论——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敦风化俗，而只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定，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哪怕走出1 000英里，其重要意义还远不如在道德领域走出1英尺。后现代取向的学者更是将现代社会的诸多负面现象完全归诸于现代科学和科学文化，他们指责培根和牛顿倡导和实践的是一种无视人类道德追求的“求力的科学”。殊不知，培根在其未公开发表的文稿中述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只是实现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意境的一个前奏或过门——他的完整主张是，道德问题的解决须以自然哲学的发展为基础；而牛顿则明确期望，随着自然哲学臻于完善，人类道德哲学亦将被发扬光大。
科学文化绝不是没有价值追求的空心文化。凡可称“文化”者，必有其核心价值。科学文化以“追求真理、追求至善”为最高价值；科学文化不是一味排斥人类情感和自由意志的排他性文化，科学探索本身饱含创造激情和不畏挫折的意志，它只是强调理性精神恰恰是科学探索能够取得成功的保障，正是通过合理的怀疑、坚实的实验探索以及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理性能力，科学连同建基于其上的科学文化才能不断取得成功；科学文化是富于创造和创新精神的文化，但它也强调科学传统的确立、维护和发展，没有强大的科学传统，科学创新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成为空中楼阁。
3 科学文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人别有一番特殊的使命。科学人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守护者。如果知识即美德能够成立，那么，守护理性本身，即守护美德。哲学家罗素曾言，非理性的每一次泛滥，都只能告诉人们，理性是人类惟一忠实的朋友。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须以人类价值理性的构建或重构为基础。的确，西方社会曾构建出一套以“（个人）自由、民主和理性”为核心的“普适价值”；但是，这一套“普适价值”却是在西方社会通过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文明优势对世界上其他文明实行征服、殖民与控制的进程中发展出来的。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道路却向世界展现了另一种社会文化发展经验或现代化经验。这种经验也体现出了3条价值：整合全民族力量、坚持和平发展与共同发展、崇尚科学与创新。这就是由中国经验昭示出的“共同价值”。
科学共同体是已然存在于当今世界的、为数不多的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之一。尽管大大小小的科学共同体无不运作于各自特定的社会文化之中，无不被打上了特定社会文化与境的标记，但17世纪以来，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类群体，的确发展并维护了一种以发展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并最终“造福于人类之安逸”为目标的、真正富于国际主义精神的文化。科学文化的价值追求在于追求真理、追求至善，这种追求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认同的基本价值，它超越人种、宗教、文明之分。科学文化不只是某种达成社会发展目标的工具，发展科学文化、沟通世界文明本身应该成为科学人追求的目标。
一言以蔽之，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民族统一信念与国际主义精神相融合的结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走过的和平发展道路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是当代中国在当今世界发展格局下为寻求人类价值理性而发出的时代强音，那么，科学文化和理性文化的全球发展必将成为沟通各主要文明的重要桥梁。科学人在驳斥后现代论者对科学文化的妖魔化理解，恢复科学理性在价值理性论中的基本地位，肯定当代中国现代化经验的价值和意义，沟通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应有所作为且应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