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经济增长总体呈现平稳下滑的态势，其中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为6.8%，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别下滑至6.7%和6.5%，预计第四季度将进一步下滑至6.2%左右，2018年全年GDP增长率约为6.6%，将比2017年下降0.3个百分点。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速，主要原因有：① 2018年美国对中国挑起规模较大的贸易摩擦。②中国内需增速稳中有降。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是主要原因，而内需增长放缓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总体上来讲，2018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是克服了国内外多种困难和风险之后得到的，仍属于中高速增长，实属不易。

展望2019年，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从国际环境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多边贸易规则受到了严重挑战，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往何处去尚存在着严重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事件的进一步影响等，都给全球经济增长和我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从国内环境看，受资金来源和地方积极性等因素的制约，基建投资增速能否回升还较难确定；制造业投资能否延续回升的态势；在房地产的从严调控未放松情况下，房地产投资增速是否会回落等。另外，金融领域前期积累的一些潜在风险开始不断暴露，同时也衍生出一些新的金融风险。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在系统性分析和定量测算的基础上，完成了《2019中国经济预测与展望》报告。本文主要对该报告中有关经济增长、物价、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核心指标的走势进行总结。

1 2019年我国GDP增速走势预测

展望2019年，和往年相比，中国经济运行、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的外需增长情况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影响，但更多来自于外部。预计中美关系将继续呈现高度紧张态势，美国将继续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而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等领域打压中国。由于美方发动贸易摩擦的效果不佳，美中贸易逆差不降反升，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国内工商界普遍反对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预计美中“贸易战”可能临时休战。双方有可能达成临时协议，中方可能做出部分可以接受的合理让步。例如：同意大幅度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同意降低关税和配额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和棉花等；大量采购美国天然气和原油等能源产品；美国不再对从中国进口产品进一步抽税等。但是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粮食生产将可能面临廉价国际农产品的激烈竞争，对2019年农业增产极为不利。

结合国内、国际的经济形势，在以下3个前提条件下，对中国2019年经济增长进行了预测：

（1）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将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总方针；

（2）美国已对中国发起大规模贸易摩擦，并把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但2019年中美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尚不会发生全面对抗和冲突；

（3）2019年中国周边地区，如朝鲜半岛、南海区域、台湾海峡等总体局势不会引起大的经济波动。

基于模型测算结果，预计2019年我国GDP增速为6.3%左右，增速比2018年低约0.3个百分点^[1]。分季度来看，预计2019年全年经济将趋于平稳发展，经济走势呈现“前降后稳、稳中有进”的态势，季度间起伏波动变化不大。预计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6.3%左右，第二、三季度为6.2%左右，第四季度为6.4%左右。

从三大产业看，预计201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速约为3.6%，比2018年增加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5.3%和7.5%，均比2018年降低0.3个百分点（表 1）。

从三大需求来看，预计2019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约为74.2%、30.8%和−5.0%（表 2），分别拉动GDP增长约4.7、1.9和−0.3个百分点。和2018年相比，最终消费的贡献率小幅下降，而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基本持平。

2 2019年我国物价走势预测

2018年我国物价走势整体平稳，呈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PPIRM）涨幅回落的态势。受食品价格回升带动，CPI温和回升并出现波动，随着2018年10月份后鲜菜价格的回稳，CPI涨幅出现回落。工业生产资料方面，由于原材料等生产资料价格出现明显回落，特别是11月份原油价格出现大幅下降，带来了PPI和PPIRM涨幅明显回落。

2019年，我国物价走势主要受到3个方面因素的影响：①原油价格因素。在经济需求总体温和的背景下，原油价格走势取决于产油国减产步伐，若无极端事件影响将维持弱势波动，较难大幅上涨。②食品价格仍是影响我国物价的主要因素。猪肉价格经历了较长时间和较大幅度的下降，有回升上涨的可能；鲜菜价格易受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影响，不排除大幅波动的可能。③国内供需状况。经济增幅可能继续回落，国内需求总体温和偏弱，供给侧改革效应趋弱，供需推动价格上涨的动力不足。

根据我国三大物价指数分项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充分考虑物价指数的季节因子，基于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价格指数构成要素之间的价格传导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多元传导模型，并对2019年3种价格指数的环比数据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加上翘尾因素推算物价的同比数据。主要预测结果显示^[2]：2019年我国物价整体稳定，CPI将温和上涨，预计全年上涨约2.0%，其中翘尾因素影响0.8个百分点。PPI和PPIRM涨幅比2018年大幅回落，全年分别上涨1.0%和1.4%。

总体上，2019年我国存在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建议政策上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营造相对宽松的货币条件，保证流动性充裕；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情况下，推广互联网+农产品，压缩物流费用，支持农产品生产者利益；多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环保、去产能等供给侧调控，规则明确，程序透明，避免引起价格的过度波动。

3 2019年我国进出口形势预测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企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抢出口”现象，加上美国经济增长加速，拉动中国出口增速加快。2018年前三季度，按人民币计价，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22 839亿元，同比增长9.9%，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18 585亿元，增长6.5%，加快1.8个百分点；进口104 254亿元，增长14.1%，加快2.5个百分点。2018年1—11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1.1%。其中出口增长8.2%，进口增长14.6%；贸易顺差19 691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23.2%。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下滑，加上国内需求旺盛和扩大进口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中国进口增长更为快速。这是2018年中国贸易顺差收窄的主要原因。

2019年，外需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增加，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效应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但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负面效应加剧，美国经济也将一定程度上受到负面影响，中美贸易的紧张态势有望在2019年底有所缓和。基于以上分析，在不发生大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金融市场和中美贸易关系不发生剧烈变化的情景下^[3]：预计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仍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增速较2018年略有下降，进口增速略高于出口增速。按美元计价，预计2019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值约为5.1万亿美元，增长约7.9%；其中出口约为2.7万亿美元，增长约6.6%，进口约为2.4万亿美元，增长约9.4%；贸易顺差约为3 050亿美元，顺差较2018年进一步收窄。

综合来看，2019年中国外贸形势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①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不仅出现在对外贸易领域，而且可能出现在政治、军事等领域。由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中国的一些贸易伙伴可能追随美国战略，造成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恶化。②公平、透明、包容、反歧视性的多边贸易规则多年来在处理全球贸易争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多边贸易规则改革面临着不确定性。特别地，由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政策，全球贸易规则何去何从还较难确定，WTO面临着严峻的挑战。③美联储利率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将会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带来不确定因素。事实一再表明，美联储利率政策有很强的外溢性，比如会对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和币值稳定造成较大的影响。此外，还有英国“脱欧”的影响等。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叠加，使得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走向充满了变数。

4 2019年我国投资和消费形势分析与预测 4.1 投资

进入2018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渐放缓和持续下行的形势，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稳定投资的政策措施，投资增速筑底企稳的特征已经较为明显。2018年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609 267亿元人民币，同比名义增长5.9%，增速比1—10月份小幅回升0.2个百分点，已经连续3个月份实现了回升。

展望2019年，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将仍然会持续。预计2019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6%左右。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走势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①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进度的加快与结构性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缓解了基础设施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的融资约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触底回升的可能性很大。②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不断推进，房地产市场新开工面积等先行指标表现良好，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总体上将会保持稳定。③民间投资稳定增长的基础牢固、环境优化，民间投资向好的惯性会延续。④ 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特别地，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这些均有助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升。总体而言，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速回落的态势基本上实现了筑底企稳；2019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呈现稳中有升的可能性较大，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位于6.0%左右^[4]。

4.2 消费

2018年我国消费市场规模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持续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了平稳增长的态势，2018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74 29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1.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支柱。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45 09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1%，增速比前三季度放缓0.2个百分点。预计2018年全年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的基础作用继续巩固，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高，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从结构来看，最终消费支出中升级类商品和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将进一步扩大，成为消费稳定增长的动力。

展望2019年，预计消费仍将持续平稳增长的态势，但增幅会低于2018年。预计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在8.5%左右。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就业情况维持在较好水平，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得以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消费的一系列利好政策的积极效应进一步显现，预计后期居民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升级和新的网络消费增长，将对中国消费格局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5 政策建议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为保障2019年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出如下建议。

5.1 建议把减税降费作为2019年中国“稳经济”的一项重要手段

当前中国微观经济活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生产成本高、利润低，大部分行业利润率不到5%，低于银行的贷款利率。较大幅度地减税降费，特别是降低增值税率，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利润，提高企业生产和投资积极性。

在国外，减税政策是经济低迷时期刺激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20世纪60年代，美国为了摆脱经济低迷，肯尼迪总统启用减税政策，将公司所得税税率由52%降至48%，个人所得税税率由20%—91%降至14%—70%。减税政策成功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为重振经济，再次启用减税政策。2001年，美国议会通过了10年减税1.3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进行了大幅下调，最高边际税率由39.6%下降至33%。事实证明，减税政策确实起到了效果。到2003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2.4%，经济开始持续复苏。奥巴马时期，美国面临严重的次贷危机，美国政府同样采取了减税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通过了总金额超过5 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减税政策实施后，自2010年开始美国经济持续反弹，对美国走出次贷危机发挥了较大作用。2018年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8年10月份新版《世界经济展望》中的预测，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速为2.9%，这主要归功于减税和缩减联邦支出等措施的影响。2017年12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税法改革法案。此次税改的最大影响将使美国企业所得税从35%大幅降至20%。

参考国外经验，并根据中国国情，实行减税降费应注意以下2点：①减税降费的力度应适当放大，规模较小时减税降费的作用将不显著。建议2019年中国实行减税降费的规模在1.6万亿元至2万亿元之间，且不同行业的减税降费力度应有所区别。②应注意防止和减轻减税降费的副作用，特别是减税降费对财政收入的负作用。例如，解决部分地区由于增值税收入减少而出现的财政困难等问题。最后，国外经验表明，减税的作用是短期的，不能期望过高。

5.2 继续高举全球化旗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同时，中国也是全球化的贡献者，特别是加入WTO后，极大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应继续推动全球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目前，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秩序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巨大契机。中国应继续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而努力，高举全球化旗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应以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继续扩大开放，特别是扩大对经济持续中高速、高质量增长有利的进口。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推进自贸区建设和开展更广泛的区域经济合作，有效避免或减少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应继续维护以联合国、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主的国际组织权威，切实履行中国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义务，遵守相关组织章程的国际法与国际行为准则。同时，依据当前全球化的形势，积极推动相关国际组织的改革。

5.3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防止资本外流过度，降低我国贸易风险

受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贬值预期增强。2018年1—9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经历了先升值后贬值的过程，汇率波动加大。根据Wind数据库，2018年1月2日至2018年4月2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升值至6.2764，升值3.55%；2018年4月2日至2018年10月26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持续贬值至6.9510，贬值幅度为6.81%。汇率的双向波动增加了企业资金结算的不确定性，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性。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以及美国对我国发动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贬值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因此建议：①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减少我国企业的汇兑风险；②加强对外贸企业汇率风险的指导，积极引导企业调整资产配置，积极采取措施化解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外债规模较大的外贸企业带来的财务负担。

5.4 做好核心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布局，集中全国优势力量，从高端制造业全产业链角度，联合攻关，攻克核心领域相关重点、难点技术，为《中国制造2025》奠定技术基础

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暴露出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诸多突出问题。未来，应着力攻克中国科技领域的主要短板、掌握科技领域的核心技术，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增强自主创新在未来支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中国科学技术体系总体落后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更为突出的是，在关键性技术方面，中国企业掌握比例非常低，大部分依赖于上述发达国家，这导致中国在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中，只能承担加工组装最终品和非技术性的中间品生产等，从而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位置。美国的关键技术限制使我们认识到关键性技术的安全性问题。短期内，中国可以通过替代性措施，联合欧洲和日、韩以应对美国的技术限制问题；长期来看，必须逐步实现关键性科学技术的自主研发，降低对国外特别是美国垄断企业的依赖。对此，建立多渠道、开放、安全的关键性科学技术体系是当前的要务；同时，继续做好核心科学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布局，集中全国优势力量，从高端制造业全产业链角度，联合攻关，以期攻克核心领域相关重点、难点技术，建立一套以我为主、多渠道吸收境外技术的安全的科学技术产业体系。

5.5 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数字经济与新信息技术革命机遇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数字技术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字技术的进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传统价值链追求低成本、大规模、标准化的发展模式不同，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将促使全球价值链发生重大变革，推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化、区域化调整。这对“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提供了宝贵的机遇。

以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融入并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主要的经验。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人口红利不复存在，以低成本劳动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传统模式已难以为继。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数字技术制高点的争夺，将是一国未来是否拥有“数字红利”的关键。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提升，“人口红利”已经告罄，“数字红利”显露头角。如何发挥后发优势，抓住数字经济与新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实现中国从“人口红利”向“数字红利”的转变，是未来产业政策能否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