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贫困的定义和消除贫困的举措都在发生变化。贫困不只是缺乏维持基本生活的食物或资源，还包括缺乏医疗卫生、健康、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等资源。消除贫困也不再靠单一的物质投入，而是正在转向物质投入与非物质投入相结合的减贫举措^[1]。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2]。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目标高度重合、任务各有侧重，需要各部门各地区分类、有序推进，也需要各学科各领域提供科技支撑。打赢脱贫攻坚战和迈向乡村振兴的关键之一是缩小城乡居民综合素质的差距，而心理素质提升是居民综合素质提升的必要内容，是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切实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途径。

从心理学视角研究贫困问题，聚焦当前中国发展背景下的贫困现状和乡村振兴目标，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可复制、推广的基层社会心理服务模式，同时也可为世界范围的持续减贫提供可借鉴的方案。本文从我国当前心理扶贫的客观需求出发，阐述了国内外有代表性的心理扶贫理论，结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心理所”）近几年开展的心理扶贫社会实践，提出心理服务助推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建议。

1 心理扶贫的客观需求

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居民差距扩大化，不仅体现在物质条件差距显著，也体现在心理素质差距显著。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而是贫困人口缺少获取收入的能力或机会。在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对科技含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贫困人口的脱贫和未来发展更需要综合素质的提升，特别是心理素质的提升。

1.1 农业与非农业户籍人口的心理素质差异

2010—2015年，心理所完成了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国民重要心理特征调查”，其中对我国18— 75岁国民的重要心理特征进行抽样调查。样本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但未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调查指标包括加工速度、工作记忆、空间认知、言语能力等基本认知指标，语言理解、发散思维、推理和决策等高级认知指标，个性特征、情绪体验、自我认识和适应能力等心理健康指标，以及社会预警、心理和谐等社会心理指标。

调查结果显示：非农业户籍群体的基本认知能力和高级认知能力都比农业户籍群体更好；非农业户籍群体的损失规避更高、过分自信倾向更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后，农业户籍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仍然显著低于非农业户籍人口。此外，农业户籍群体对地方政府的满意度低于非农业户籍群体，遇到不公平事件时的集群行为意向高于非农业户籍群体^[3]。

1.2 “志智双扶”中贫困人口的心理脱贫难点

内蒙古库伦旗是中国科学院承担的4个定点扶贫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心理所在内蒙古库伦旗等地开展心理学精准扶贫工作。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扶贫工作最难啃的骨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和“提升群众发展能力”，而这一现象在其他贫困地区也普遍存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主要体现在：0—3岁、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薄弱，急需建立与贫困地区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能力相适应的教育模式。提升群众发展能力主要体现在：贫困人口的“等、靠、要”现象，以及难以打破的“长期贫困—稀缺心态—大脑聚焦与金钱有关的事—心智带宽减少—错误认知和决策—贫困加深”现象，即贫困的恶性循环^[4]。

我国的扶贫政策经历了“救济扶贫—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综合扶贫—精准扶贫”等阶段的转变^[5]，贫困的责任主体经历了由内到外、从个体到社会的转变过程，贫困人口的情感生活相应经历了羞惭内疚、自我排斥、自我接纳及合理化等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争当贫困户”或“求贫”心理^[6]。

1.3 贫困人口的典型心理特征

我国学者从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贫困人口的心理特征及表现，从“精神贫困”的视角侧重分析和阐述贫困人口在思想认识或精神面貌方面的表现，与心理学对贫困人口心理机制的研究相互印证。关于中国贫困人口精神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现实存在的贫困人口的典型心理特征，如相对剥夺感、依赖心理、焦虑、自卑、封闭、惧怕风险、缺乏生机、缺乏信心、惧怕竞争等^{[7, 8]}；发现精神贫困存在承袭性、稳定性、深层次性、隐蔽性、长期性等特征^[9]。

由于脱贫人口在长期贫困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固有心智模式，贫困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扶贫脱贫过程中不能改善脱贫人口的精神状态，遇到发展障碍则极易返贫^[10]。有学者从心理学角度对我国海南省某深度贫困村进行脱贫内生动力的质性研究，提出世代贫困个体的消极内在驱动力的“三因素洋葱模型”，即消极的价值观、消极的自我观和被动脱贫的行为倾向；认为导致个体内生动力匮乏的外部原因是贫困个体缺少市场理性及扶贫的运动式治理，内部原因是个体的控制感缺失；同时，提出应当加强家庭内部建设来培养下一代的内生动力^[11]。

2 心理扶贫的基本理论

扶贫要先扶志，要关注激发和提升贫困人口的心理动力，让人们能积极自发地为脱贫致富而行动起来，实现长远发展。

心理学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已久，最初的代表性研究是关于贫困归因的研究，即什么原因导致贫困。各国心理学家先后提出了三维模型^[12]、四维模型^{[13, 14]}、六维模型^[15]等，涉及的因素包括命运（如运气不好、疾病）、结构（如失业、工资低）、个人（如没能力、懒惰）、政策（如制度不公平、扶贫措施不力）、社会（如经济环境、歧视）、文化（长期贫困形成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等贫困文化，塑造了贫困人群的人格特征，并且导致贫困的世代传递）等。研究人员开发了贫困归因的测量工具，分析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宗教等因素）的影响，以及人格特征、决策风格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并据此提出可能的社会干预方案^[16]。另一类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关注特定贫困人口，如贫困妇女^[17]、贫困儿童^[18]、贫困老年人^[19]等，聚焦这些贫困人口中的弱势群体或关键群体，呼吁形成更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政策。

近年来，行为经济学等新兴交叉学科开始把贫困问题看作前因变量，更加关注贫困与个体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注重考察贫困所导致的心理后果及相关因素，并采用助推（nudge）等方法影响贫困人口的决策行为，切实帮助贫困者摆脱贫困^[20]。关于贫困为什么会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已有一些代表性的理论^[21]。资源匮乏理论认为，贫困会导致所匮乏的资源过度占用人们的注意力，导致认知能力下降、做出过度借贷等短视行为。自我损耗理论认为，贫困者在做出经济决策时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资源，自我控制减弱，因而对近期结果可能产生更多的注意偏好，即更注重眼下、不关注长远。意志力损耗理论认为，意志力是一种有限且容易耗费的心理资源，当个体进行情绪管理和抵制诱惑时，容易因意志力的耗竭而产生自我控制的损耗。因此，贫困户在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或思考如何安排有限的开销时，会耗费意志力而导致做出非理性的决策。贫困造成决策上的管窥、短视、冒险等问题，而非理性决策又会进一步加深贫困，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22]。这些理论解释了贫困影响决策的不同心理机制，同时也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出了需要思考的问题：在进行政策设计时如何考虑贫困人口的认知特点，尽量避免增加认知负担，帮助贫困者更好地处理生活生产中遇到的问题。

3 心理扶贫的社会实践

提升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不仅需要通过物质援助来进行帮扶，更需要尊重贫困人口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规律，开展研究并运用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导和干预行为，激发和提升贫困人口的心理动力。2017年以来，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扶贫项目支持下，心理所科研团队将社会心理服务的研究成果运用于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中，在内蒙古库伦旗等地开展心理扶贫应用研究和社会实践，为扶贫扶智扶志及提升心理素质作出了有益探索。

2017年，心理所团队在内蒙古库伦旗对贫困户、扶贫干部、镇和旗幼儿园各2个小班的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对比分析发现：贫困户比非贫困户表现出更加短视的决策偏好，更倾向于做出冒险决策；贫困户更看重消费支出，认为支出太多导致家庭贫困，而非贫困户更看重收入，认为收入不够才导致家庭经济状况欠佳。对儿童成长情况的调查发现：经济因素的确影响了贫困户对孩子的教育投资意愿；贫困户家庭中几乎没有任何课外读物；镇幼儿园小班幼儿在自制力、社会性、注意力、记忆力、思维能力、身体平衡、身体力量等指标上均低于旗幼儿园的同龄幼儿，且注意力、身体平衡和身体力量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扶贫干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看扶贫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比较乐观，没有严重的职业倦怠现象；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价值、对自己的工作效率有信心，但是工作热情会经常减退；对待扶贫工作的主要态度还是完成任务，主观能动性和对扶贫工作所需要的能力认知度比较低。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结合访谈中发现的代表性问题，心理所科研团队通过扶贫实践逐步形成目前的研究重点：聚焦于探索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指导模式、乡村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模式、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

3.1 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指导模式

对未成年人的心理扶贫工作一直是心理扶贫团队的重点工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ckman^[23]认为，社会回报最大的投资莫过于对家庭养育环境不利的弱势儿童的投资——学龄前投资1美元对个人发展的投资回报率是学校毕业后接受职业教育的8倍。贫困地区未成年人成长所需的教育资源不仅包括物质资源，更需要的是提升家长和教师的科学早教意识和能力，而培养和提升贫困家庭母亲及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师资水平至关重要。

贫困地区未成年人成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0—3岁儿童教育资源匮乏、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薄弱。从玩具数量、绘本数量、哭闹处理、挫折激励、违规处理、行为规则设定、游乐场玩耍、户外拓展知识、陪孩子玩游戏、读绘本、识字识数教育等指标进行比较，发现：农村贫困地区幼儿语言能力发展比同龄城市幼儿迟滞，拥有儿童绘本读物的数量明显比城市儿童少，农村贫困地区幼儿园小学化现象十分严重且超过半数的家长对此并不反对。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阶段义务教育应试模式依然存在，中小学生厌学情绪严重，中学生在学习方式、睡眠习惯、娱乐方式、人际交往等各个维度上表现较差。

针对上述现实需求，心理所团队研发了面向贫困地区幼儿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的培训课程体系，重点培养这一群体对学龄前儿童心理成长的科学早教意识和能力。目前，已开展的2期培训覆盖了1 500个家庭，家庭教育师资培训的受训教师已有120人。在库伦旗5所幼儿园建设了“儿童成长测评试点园”，示范儿童身心成长方法及教育指导方案。联合社会机构募集早教资源，向库伦旗捐献1 000多套儿童教育绘本和道路安全小黄帽、5套儿童身心发展评价软件和1台儿童身心发展测评仪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心理所团队对库伦旗的线上教育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支持库伦旗空中课堂和家校合作模式，助推建设依靠教育脱贫致富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3.2 乡村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模式

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是很艰巨的挑战。当前贫困人口表现出的一些典型的心理特征，如依赖心理、短视和管窥心理等往往很难改变，而要提升贫困人口的综合心理素质更是难上加难。心理所团队从细处入手，在具体的扶贫举措、扶贫干部沟通能力、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行为等方面进行探索。

“爱心超市”是一种广为使用的扶贫举措，但在各地实施的效果不尽相同。扶贫“爱心超市”将精神与物质奖励有机结合，对村民的生产和生活行为等进行评分，获得的积分可以在“爱心超市”兑换所需物品。“爱心超市”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积分及兑换规则设计、服务流程设计及效果评定。心理所团队在内蒙古库伦旗调研时，发现“爱心超市”打分项过于主观、缺乏公益行为考核，干部不敢宣传、执行不积极；激励物品以食品、生活用品为主，可以节流但对开源的激励不够。心理所团队运用心理学原理改进“爱心超市”积分设计，将激励额度翻倍，将打分点设计得更注重外显行为和客观可见的改变，积分可以累积或者配额领取生产工具类奖品（如三轮车等）。经过设计改进，“爱心超市”的扶贫举措效果更好。

扶贫干部的沟通能力对落实扶贫政策很关键。基于扶贫实践中发现的贫困人口的基本心理特征，心理所团队开发了相应培训课程，帮助基层扶贫干部了解贫困人口心理特点、掌握激发其内生动力的方法，助推脱贫攻坚。在内蒙古、宁夏等地区面向扶贫干部、妇女干部等开展多次培训，受训扶贫干部逾千人。

探索绿色意识和可持续胜任力在扶志中的作用，提升贫困人口心理“造血”能力。为了让贫困户具备“造血”能力，提升心理动力，心理所团队立足于贫困人口存在短视和管窥等决策特征的现状，探索绿色意识和可持续胜任力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和扶贫干部工作成效提升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目前，已经开发了可用于评估可持续胜任力和绿色意识的测量工具；为避免社会称许性等问题，该工具采用了游戏任务的计算机化评估程序，正在开展实验。将在此基础上形成针对性的干预和培训方案，以期从心理学视角提供理论支撑、实证证据和培训方案，提升贫困人口的心理动力，助力乡村振兴。

3.3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中，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也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重要内容。心理所团队在开展心理扶贫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通过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助推脱贫富民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贫困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扶贫政策也是从多个层面发挥作用。心理扶贫不应只关注个体层面的心理问题干预、心理健康促进和决策能力提升，还应关注政策、文化、区域脱贫富民和乡村振兴的整体环境塑造。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在个体、组织、社会、文化等层面，基于民众的心理需要，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等手段提供心理服务、引导社会心态、全方位加强心理建设，旨在有效提高个体心理健康素养、提升组织健康发展效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4]。因此，从脱贫富农和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出发，应当推动乡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心理所团队在继续推动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模式和乡村居民心理能力提升模式研究及实践的同时，开始探索身心健康一体化促进模式和基层应急管理心理援助模式。身心健康一体化促进模式：期望充分发挥乡村医生的作用。通过规范化培训，让乡村医生在做好农民身体健康“守门人”的同时，又能够承担农村弱势群体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职责。应急管理心理援助模式：主要聚焦于重点人群或特殊人群的心理援助。借鉴突发事件后心理援助中形成的成熟服务体系——“一线两网三级”心理援助体系，将心理服务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矛盾纠纷化解等具体需求相结合，探索和实践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中的应急管理心理援助模式。在此基础上，从个体、组织和社会层面，进行需求分析、数据采集、效果评估和模式研发，形成可操作、可推广的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模式。

4 总结与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要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绝不能忽略心理需求和心理服务。通过建设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来助推脱贫富民和乡村振兴也是一项长期工作。结合当前现实和发展需要，提出4项可操作的建议。

4.1 面向贫困人口开展科学素养和心理健康素养普及教育

城乡差距显著不仅体现在物质上，也体现在心理素质上，农业户籍人口在多个心理特征指标上差于非农业户籍人口。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求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更本质的要求是提升人口素质。中国科协发布的第10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11.55%，农村居民为4.93%^[25]。科学素养，包括心理健康素养，其核心涵义是对科学知识的知晓、重视程度及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的能力。素养提升是可以通过加强普及教育而实现的。

建议农业农村工作、科学普及工作、社会公益工作等相关行政部门，应当重视这一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或可借鉴中国扫盲、普法等工作的经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投入资金和推出政策，支持深入农村的科学素养普及教育，特别是农村科普队伍建设、基于信息技术和融媒体平台的科普内容研发、科普渠道拓展等。

4.2 面向基层公职人员开展心理学知识和技能培训

基层公职人员是改革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人群。基层公职人员的能力提升至关重要：一方面是提升公职人员自身心理素养和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帮助他们了解和掌握人民群众的典型心理特征和行为规律，在尊重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治理。

心理学家对群体性事件开展的研究发现，群众与官员对当地公共问题的判断存在很大差异，当地公共政策失误和不当行政是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在扶贫工作中也存在类似情况，落实扶贫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往往源于群众和基层公职人员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存在差异而又不能进行有效沟通。

建议各级组织和人事部门在基层公职人员的各类培训中，加强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帮助基层公职人员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尊重和善用心理规律。应充分调动当地心理学专业力量的积极性，开发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重视培训实效。

4.3 加强基层民生政策的心理影响评估

对公共政策开展评估有助于提高政策质量和提升公共管理水平。21世纪初我国政府绩效的第三方评估开始兴盛，经历了政府自行设计和实施评估阶段、委托第三方实施评估阶段、由第三方主导评估等3个发展阶段，正在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评估机制^[26]。精准扶贫的第三方评估即是很好的实践。但是，在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中，对民生相关政策的心理影响评估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心理评估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形成切实举措。

建议各地、各部门在重大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第三方评估等工具和方法，准确把握各类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心理需要，逐步规范决策中的心理影响评估，注重疏导不公平感，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矛盾。

4.4 加强问题驱动、应用导向的心理扶贫研究

各国面对的贫困问题不同，减贫举措也不同。国际上已经有一些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成果可供借鉴，如贫困原因、心理机制、行为干预等，但基于中国国情和区域实际情况的心理扶贫的研究仍有待加强，特别是应加强问题驱动、应用导向的心理扶贫研究。前文述及贫困的心理机制及助推的干预方式已经有实验或准实验研究结果和现实干预结果，国内也有学者在做类似尝试，但是目前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至少有2个方面存在脱节：①心理学领域内机制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脱节，机制研究成果有数据有结论但是很难运用于导实践；②公共政策领域内物质扶贫举措与心理扶贫举措的脱节，思想上能够认识到心理脱贫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仍然更重视可量化、短期内有显示度的物质扶贫举措。

建议各级科技管理部门在进行科技资源配置时，充分考虑国家现实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前瞻布局问题驱动、应用导向的研究；各级政府在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的社会实践中，真正重视心理帮扶的长期效果，支持开展相关研究，以应用带动基础研究。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提高基础研究水平，进而推动理论指导实践、真正解决现实问题。

致谢 感谢王利刚、刘正奎、吴坎坎、李纾、郑蕊、卢敏等项目组成员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