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或目标考量，有关区域在某个或某些方面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状态和结果^[1]，可表现为国际、国内、区际、城乡等多个尺度；不同尺度的区域一体化将城乡、国家、世界整合在一起，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网络体系^[2]。如果将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全球一体化看作是最大尺度的区域一体化，那么不同尺度的区域一体化很大程度上在不断塑造世界的基本格局^[3]。以往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层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多将区域一体化看作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侧重于解释区域一体化的成因、阶段、效应等^{[1, 2, 4]}。然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百年发展史^[5]，以及近年来英国脱欧、美国重签《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现象表明，区域一体化受其内在驱动力的影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一定条件下，新的区域一体化可能形成；而已形成的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可能加深^[6]，也可能面临解体。为此，本文在认知区域一体化规律的基础上，梳理和分析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不断演化的原因，进而探讨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及我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

1 区域一体化规律的理论认知

截至目前，对区域一体化规律的理论阐释主要体现在经济学领域^[1]。其基本认知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一体化的，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资本在更大空间追求更大利润的必然结果，符合人类财富不断增长的客观需要。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尺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会自然而然实现。亚当·斯密^[7]提出：适合于一国内部的分工原则也适合于国际，各国都应按照本国的绝对优势开展国际分工合作；各国政府应当采取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会自动促进分工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大卫·李嘉图^[8]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区域间即使不存在绝对优势，但如果存在相对比较优势，也可以采取“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开展区域分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保罗·克鲁格曼^[9]则进一步将区域分工从绝对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产业间分工拓展到产业内分工，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进一步普适化。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程度上也呈现不断深化的规律性。其中，国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被分为4个阶段。阶段一：自由贸易区——区内国家间取消贸易壁垒；阶段二：关税同盟——区内国家达成了一致的对外关税；阶段三：共同市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内可以自由流动；阶段四：经济联盟——区内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规则、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及收入分配政策等实现一体化^[1]。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理论普遍建立在完全市场的假设前提下，现实中这一条件往往并不具备。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除了市场外，还有政府。如果考虑政府的影响，国内区域一体化的动力会进一步强化，而要实现国际的区域一体化难度会增加^[10]。一方面，国内没有包括关税在内的种种壁垒，各种要素可以更加自由的流动，从而有利于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国家财富整体增长的目标上一国政府与市场是一致的。因此，政府在促使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也发挥了正向促进作用。相比而言，国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国政府往往更加关注本国利益，从而很多时候采取的有关举措与一体化区域的财富增长目标并不完全吻合。

2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不断演化的原因

如果将区域经济一体化划分为国内和国际的一体化，那么当前难度相对较大、稳定性相对较差的是国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体化中心的更迭^{[5, 11]}及不合理的成本利益分配机制^{[12, 13]}是导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不断演化的原因。

2.1 区域一体化由强中心推动，中心的更迭往往导致相应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体系瓦解和新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形成

截至目前，由于缺乏超越所有国家之上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层面的区域一体化往往由欧美等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中心区域推动^[12]，而中心的更迭往往导致相应的区域一体化瓦解和新区域一体化模式的形成。工业革命以来，国际的区域一体化主要经历了3个重要时期^[11]。

（1）1870—1945年，英国等欧洲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时期。一战以前形成了以英国为核心的欧洲强国间的区域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功能性的统一市场和相对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一战以后则形成了法国为核心的关税同盟、英联邦最惠税制，意大利、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特惠贸易协定，以及比利时、丹麦、芬兰、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等一系列经济协定^[5]。

（2）1945—1991年，美国和苏联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时期。形成了分别由苏联和美国主导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10]。资本主义阵营在政治军事方面形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方面建立了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为支柱，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组织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军事方面形成了华沙条约组织，经济方面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

（3）1991年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时期。随着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解体，政治鸿沟消失，美国主导的区域一体化开始向全球拓展^[15]。跨国公司成为驱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全球贸易、投资、生产网络迅速整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衡量商品、服务、资本、人员跨境流动的各项指标都显示，全球一体化达到这一时期的峰值^[12]。

2.2 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始终没有建立合理的成本收益分配机制，这使得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反对力量不断累积

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会产生市场扩大、规模经济等正面效益，也会产生竞争加剧、经济波动等负面成本。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成本收益的分配存在很大的不公^[12]。即使在主导区域一体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这种不公也很明显：掌握资本的少数人获得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收益，而不掌握资本的普通劳动者虽然可以享受诸如商品价格下降的部分好处，但同时也要承受包括失业、收入下降在内的区域一体化主要成本和代价。当普通劳动者承受的成本代价超过其获得的好处时，这种分配结构就势必遭到反对；随着反对者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体化进程就会受到阻碍。

英国等欧洲国家主导的区域一体化时期，秉承的是自由放任的区域一体化——不仅资本、贸易可以跨国自由流动，劳动力理论上也可以自由流动。如果从管制程度上评价区域一体化水平，应当比之后的2个阶段都高^[13]。然而，自由放任的区域一体化逐渐带来社会极度的两极分化，继而导致反对区域一体化的大众政治逐渐取代支持区域一体化的精英政治，区域一体化出现停滞，各国倒回到自给自足的政策^[14]。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总结了上个时期的教训，在推进区域一体化获得更大利益的同时，采取再分配、改善福利等方式补偿受损害的社会群体。然而，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开支又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和用来再投资的资本，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丧失发展动力。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爆发，资本主义世界遭遇危机^[13]。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开始了以消减公共福利开支、取消贸易和金融管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区域一体化。苏联解体后，资本的市场力量得到进一步释放；并且随着跨国公司离岸金融的规模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国家逐步丧失了对区域一体化的管控能力，其通过再分配机制调节受益者和受损者财富的能力越来越弱^[13]。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累，强调自由和开放的区域一体化又再度转向保护主义（表 1）。

3 区域一体化的趋势预测

在成本利益分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面临障碍。与此同时，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望成为具有生命力的一体化新模式。

3.1 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面临障碍

目前，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重新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来推进新的区域一体化。这种区域一体化没有立足其国内，从根本上解决区域一体化成本利益的分配问题，而是着眼于其国外，意图从国际上获取更多的一体化收益并将成本更多的转嫁给其他国家。在和平发展的背景下，这种建立在霸权主义和对其他国家利益掠夺基础上的区域一体化不仅推进难度很大，而且偏离了构建区域一体化新机制的正确轨道。

然而，要解决成本收益分配问题，构建区域一体化新机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很难实现的^[14]。因为，成本收益分配问题之所以产生，归根结底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得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劳动者并不占有资本。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看，这个基本矛盾并没有缓解而是在不断扩大。随着技术的进步，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普通劳动者发挥的作用则越来越小——机械化时代出现了资本投资形成的机器对普通劳动者的第一次替代，而智能化时代则正在出现人工智能对普通劳动者更大程度的替代。资本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势必要求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而普通劳动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其很难通过社会化大生产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是成本收益分配问题产生和难以解决的根源。国际的区域一体化进一步放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通过跨国投资将生产过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这使得资本所有者能够在国际上甚至全世界追求更大利润的同时，资本来源国的普通劳动者进一步丧失了从社会化大生产中获得收益的机会^[15]。

因此，要解决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成本收益分配问题，必须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制度。只有这样，普通劳动者才能不仅通过劳动，还能通过资本利得参与国际社会化大生产的分配，这样国际的区域一体化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

3.2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有望成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一体化新模式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这为解决成本收益的分配问题，探索具有持续生命力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新模式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发展中国家以输入为特征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则为降低一体化的成本、统筹资本所有者和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创造了良好的现实条件。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往往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到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到足够高、社会平均利润率下降到足够低、国内缺乏投资机会的阶段出现的^[16]。因此，其国际区域一体化以输出为基本特征，包括资本的输出、技术的输出、产业的输出等^[17]。而发展中国家所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则发生在其国内尚有很大发展空间、具有很多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因此输入是其基本特征。随着资本、技术、产业的输入，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稀缺要素得到了弥补，从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能够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中，不仅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能够获利，广大的劳动者也能通过就业、收入增长而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只有当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发达国家，并且国内缺乏投资机会时，才会遭遇区域一体化成本收益的分配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成本低、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的利益容易统筹，因此较发达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更具现实条件。考虑到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在解决成本收益分配问题方面的制度基础，那么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有望成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一体化新模式（表 2）。

3.3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将与其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实现互动发展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虽然理论上具有长期生命力，但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主导国际区域一体化、掌控和破坏一体化规则的情况下^[12]，要真正成为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新模式必然要经历艰辛的过程。与国内区域一体化的互动发展，构建国际、国内相互促进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加速这一进程。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仅改变了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区域一体化的推动主体，而并没有改变当前国际区域一体化的基本格局及发达国家的输出状况，也就是说并没有解决发达国家一体化成本和利益的分配问题。在目前国际区域一体化遭遇波折，而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主导国际区域一体化并倾向于破坏一体化规则的情况下，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势必遭到发达国家的对抗。考虑到发达国家解决成本收益分配问题的艰难性，要实现发达国家“对抗—协商—协调”的转变过程必然需要较长的时间。

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加速这一进程。一方面，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发达国家资本的吸引力。尤其在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已经获得超国家能力的情况下，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整合有可能绕开发达国家政府来进行。另一方面，国内的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提升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配套能力、资源保障能力等在内的核心竞争力，从而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间接迫使发达国家尽快回到加强国际合作的轨道上来，提高了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推动区域一体化的主动性。

4 我国的中长期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最终消费市场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硬软环境在地区间日益趋同，以及主体功能区等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和政策不断创新^[18]，全方位推进国际国内一体化，以国内的区域一体化加速国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国际的区域一体化促进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条件越来越成熟。应紧抓机遇、主动作为，着眼国内外，优化区域格局，重塑区域关系，增强区域整体竞争能力，把国内一体化重点区域打造成我国重大生产力布局的综合体，把我国主导的国际一体化区域打造成在全球进一步崛起的增长极。

4.1 立足新动能，进一步加快国内区域一体化进程

由于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和重大生产力布局是新时期国内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动力。为此，要积极探索城乡间要素双向互动的新机制，顺应区域间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的拓展，发挥创新型地域经济综合体的牵引作用，形成城乡区域一体化、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基于创新型地域经济综合体的跨省区域一体化，以及基于主体功能区的全国一盘棋的新格局。

（1）促进城乡等值、差异化发展。遵循城、乡各具特色，以及城、乡都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的理念，适应发达的都市圈和城市群区域步入郊区化、逆城市化的新趋势，在农村人进城务工经商的基础上，探索城里人下乡居住消费的城乡间人口双向流动格局；鼓励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业态，以及适应高消费的新模式在城乡灵活布局，形成城乡等值发展的区域一体化新机制、新面貌。

（2）深化城市群内部的分工协作。按照一体化是“一群”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群”的必由之路，转变以往按照产业纵向分工进行城市间经济合作的模式，充分发挥不同城市的生态、文化和经济比较优势，开拓城市间多样化的水平分工新领域，合作共赢，显著提升城市群的综合竞争力。

（3）打造跨省区域一体化新板块。抓住重大生产力布局和构建我国自主、完整现代产业体系的机遇，以打造创新型地域经济综合体为牵引，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创新中心为内核，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枢纽，建立不同类型的跨省区区域一体化新板块。

（4）强化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功能导向和利益均衡机制。发挥流域、湾区、三角洲等自然地理单元在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中的作用，探索全国主体功能区一盘棋布局统领下、以流域等自然地理单元为次区域的一体化路径。

4.2 携手港澳台，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加快港澳台与内地（大陆）区域一体化进程，已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为此，要以“一国”的整体要求统筹解决港澳台长期关注的突出问题，以“两制”的体制互补促进港澳台与内地（大陆）更好的协同发展。

（1）继续保持祖国和平统一的战略定力。继续以经济合作为主题，以台湾海峡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为重点，以感情文化交流为纽带，创新惠台经济政策新领域，开辟闽台经济交流新渠道；提升台湾经济对大陆依赖程度，实现福建发展水平全面赶超台湾，以两岸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2）全面开启香港、澳门“一国两制”新征程。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在继续关注香港和澳门为我国提供更多的国际战略转圜空间的同时，高度关注港澳与内地在社会事业领域的合作对接；降低香港社会发展的压力，强化国民教育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一国两制”的社会文化基础。

4.3 积极主动，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关系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将继续支撑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为此，要着力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关系，丰富次区域合作及地区性利益共同体为主导的国际区域一体化模式，稳步推进发达与欠发达、近程与远程、双边与多边的新型区域一体化进程。

（1）面向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的发达国家，予之以利。继续加强与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及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际企业的合作，以服务不断增长的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中国市场”为牵引，建立“中外技术+中外产品+中外货币”的利益共同体。

（2）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晓之以理。使其认同我国发展道路、学习我国发展经验；在政心、民心相通的基础上，降低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别风险，推进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政策沟通，实现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深度融合。

（3）面向周边国家，示之以和。积极推动中巴、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以及中尼、中孟合作，深化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平维护者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将合作领域从容易取得共识的领域向敏感地区的资源开发领域拓展，逐步消除一体化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