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漫长的演化历史上，生物界变化万千，忽而竞相勃发，忽而猝然泯灭，各类生灵的演替与更迭，绘就了生生不息的壮阔画卷。植物、动物、微生物多姿多彩，美美与共，不仅赋予这个星球盎然生机，也成为人类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然而，工业文明将人类推上了主宰自然的神坛，人类在毫不吝惜地利用物种资源的同时，也让生命家园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生物在人类攫取自然的欢呼中默默消失，成为这个星球永远的过客。最新研究表明，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已经达到自然灭绝速度的几百至上千倍，并有继续加剧的趋势。人类在不经意间已然走到了毁灭和救赎的十字路口：继续充当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推手，还是重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情？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始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百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揭开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共同行动的序幕。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举行的第10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2020目标”，被称之为“爱知目标”。但遗憾的是，其中的多数目标并没有实现。和气候变化谈判一样，不少国家口惠而实不至，做了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全球环境治理艰难前行，则更显责任与担当。在2020年9月30日召开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发出了最强声音：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所拥有的高等植物种类约占全球高等植物总数的10%，居世界第三位，但受到的挑战和威胁也最为严峻。《 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我国34 450种已知高等植物中，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高等植物有10 102种，占被评估物种总数的29.3%，还有2 723种被评估为近危等级。4 357种已知脊椎动物（除海洋鱼类外）、9 302种已知大型真菌中，需要重点关注和保护的脊椎动物2 471种、大型真菌6 538种，分别占评估物种总数的56.7%、70.3%。数量之大，比例之高，绝不是耸人听闻。

尽管形势逼人，任务艰巨，但我国始终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坚定的倡议者和践行者。生物多样性包括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涉及多部门管理，牵扯到多主体利益。攻坚克难，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是关键。我国为此专门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加强顶层设计，这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特别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来，“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得到基本控制，全国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已经成为重要的奋斗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被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生态保护修复和国土空间管控的总体布局，法规制度逐步完善，进一步完善生物多样性监管体系，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加大中央资金投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建立自然保护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等种种创新举措，构建了系统的保护政策体系。过去10年，我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 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稳步推进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建设，90% 的陆生生态系统类型和85% 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这些宝贵的治理经验和可喜成绩，证明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卓有成效，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合作提升了信心、注入了动力。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显著进展的背后，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助力。过去几十年，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在需求导向下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等鸿篇巨著，集前人之大成，初步摸清家底。定期汇编《中国生物物种名录》，中国成为世界首个每年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建立了多个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监测网络或平台，积累了大量科学监测数据。科学家们不断探索，人工繁育技术升级，种质资源库拔地而起，保护方式和效果不断提升。

2021年10月，《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昆明举行，并将为未来10年的生物多样性工作谋划蓝图。实现美好愿望，既需要良好的政策设计提供体制保障，也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建设质量。两者协调发展，才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