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年以来，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在国家科技战略和重大科技决策中发挥了怎样的战略支撑作用？在此过程中，您认为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时刻？
饶子和：中国科学院学部（以下简称“学部”）自1955年成立以来，一直承担着建设国家科学思想库的职责，而且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执行意见。
70年来，学部咨询有许多重要历史时刻，我举3个例子：
（1）组织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12年科技规划”）。1956年初，学部刚成立不久，根据党中央部署，学部组织600余位学部委员和专家参与规划的制订，对规划的方针、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重点任务、尖端技术与基础学科领域的研究等提出大量意见与建议。“12年科技规划”的制定实施，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基础，被誉为“我国科学家参与科技决策的经典范例”。
（2）成立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1984年，国务院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自1986年起，随着首批咨询项目的部署实施，学部新定位下的咨询制度逐步建立。1995年，学部主席团正式成立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距今已整整30年。30年来，历届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陆续制订了一系列工作管理办法，组织开展了大量咨询评议工作，形成了日益成熟的工作模式，学部咨询工作逐步走上了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道路，并延续至今。
（3）启动新时期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2015年，中国科学院被确定为首批10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之一。2024年，中国科学院制订了《中国科学院面向2030年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规划》。目前，中国科学院已形成以学部为主导、院士群体为核心、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为综合集成平台和智库研究机构、院属单位为专业支撑力量的智库发展格局，正在向着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稳步迈进。
《中国科学院院刊》：从“两弹一星”时期的学科奠基到新时代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学部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调整咨询方向？近年来，在“深化院士制度改革”与“服务党和国家决策”的背景下，您认为学部咨询职能经历了哪些关键转变？在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需求任务时院士群体应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饶子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咨询工作方向始终与国家需求紧密联动。比如，“两弹一星”时期，面对当时我国科技基础薄弱的现状，学部咨询的重点是聚焦国家安全与基础学科建设；改革开放时期，为了适应经济建设需求，学部咨询更加侧重于科研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全球化竞争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需求，学部咨询更加侧重于科技体制改革和战略发展规划；新时代以来，面对美西方科技遏制和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学部咨询将更加侧重于国家重大战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国际开放合作。
当前，我国正处于以科技强国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时期，科技决策的复杂性日益增强，迫切需要充分调动院士群体的积极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需求。我认为，要进一步发挥好学部主席团及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的顶层策划和统筹协调作用，发挥好各常委会的选题、组织和审核把关作用，发挥好战略咨询院等平台机构的支撑保障和综合集成作用，充分调动和广泛汇聚院士群体的智慧。同时，要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重点抓好重大选题，产出重大成果，进一步提升学部咨询的影响力。
2 多维度发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中国科学院院刊》：对于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培养一流科技领军人才，您有哪些建议？值此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70周年之际，您对年轻一代院士和科技工作者有怎样的期许？
饶子和：战略人才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人才队伍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战略人才仍显不足，迫切需要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面向2035年科技强国建设目标，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和培养一流科技领军人才，我认为需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
（1）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强化“创造力”培养导向。比如，基础教育，要增强科学素养与批判思维，推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下沉至中小学，对于天赋突出的学生，可实施“早期培养”；对于高等教育学校，要与科研深度融合，可采取“导师制+项目制”培养模式，高校可以与国家实验室联合招生等措施。
（2）优化人才成长生态，破除机制壁垒，释放创新活力。要切实下大力气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加快推行“代表作制”和“长周期考核”等。建议推动构建“人才旋转门”机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间人才双向流动。同时，要强化对青年人才支持力度，让更多青年科学家在重大科技任务中“挑大梁”。
（3）聚焦战略领域，以需求为导向精准布局。建议针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战略方向，建立全球人才数据库，动态追踪顶尖科学家及团队，实施“靶向引才计划”。同时，建议依托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平台，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带动青年科学家快速成长。
（4）强化精神引领，塑造新时代的科学文化。要大力弘扬“使命驱动”价值观，将科学家精神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通过各种载体，传播老一辈和新时期优秀科学家的“科技报国”事迹。同时，要加强科技伦理教育，培育既具备人文关怀又能承担伦理责任的新时代科技人才。
我国将在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当前年轻一代的院士和科技工作者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力量。希望他们把个人理想追求与国家发展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科学研究上持续开拓创新、勇于探索，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永不满足、绝不懈怠，不断取得更多的创新成果；在学风道德上始终严于律己、率先垂范，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文化；在人才培养上提携后学、言传身教，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后备人才。特别是对于年轻的院士，一定要牢记“院士”称号的责任，深刻理解学部的使命，既要做好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本职工作，也要积极参与学部组织开展的各类咨询任务，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团结凝聚更多高水平科学家，为国家决策提供更多科学依据，为推进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科学院院刊》：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框架下，您觉得高校如何起到支撑作用？
饶子和：高校首先要做好人才培养，特别是基础人才培养，之后才可能会有大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的协同一定要做好。当然，中国科学院培养人才（研究生），是更深层次人才的培养。所以说，高校和中国科学院的合作，是双赢的、相互促进的。高校以基础人才的培养为主导，研究院所是以深层次的研究为主导，二者不能分割，要相互协调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刊》：您倡导全球科研合作，在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您认为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前景如何？
饶子和：对科学的合作，特别是国际合作，我抱以乐观态度。在20世纪50—60年代、冷战时期，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代表和以中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国际学术交流还是非常密切的。20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派出了一批年轻的科学家到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进行学习。当时的国际科学合作，中国科学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我总体还是抱以乐观态度。科学的国际合作，还是要坚持，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和西方的一些科学组织的交流应正常进行。虽然有些风波，但是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组织的交流是不会间断的。
3 发展与合作：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中国科学院院刊》：学部成立70年以来，在“战略咨询”到“科技强国”的使命传承中蕴含着怎样的科学精神？这样的科学精神在新时代有哪些新的内涵？
饶子和：学部咨询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国家决策咨询制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2007年，学部发布了《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其中将科学精神归纳为对真理的追求、对创新的尊重、严谨缜密的方法和普遍性原则，而其最基本的内核就是“在理性精神指导下的求真过程”。在学部70年“战略咨询”到“科技强国”的使命担当中，始终传承着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在建言献策中“说真话、说实话、讲科学、讲证据”，不论时代怎样变化，这种精神从未改变。
进入新时代以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坚定文化自信，对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提出了新要求。我认为，新时代的战略咨询与家国情怀、学术传统、文化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相结合，蕴含的科学精神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如：对科学真知的不懈追求、对经世致用的责任担当、对勇攀高峰的创新自信、对协同创新的积极践行、对科学文化的价值传承、对科学伦理的严遵恪守、对国际社会的治理责任等。
《中国科学院院刊》：您对于未来10—20年学部的发展有怎样的愿景？
饶子和：回顾过去，老一辈科学家做出的典范，我们一步步继承；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向前走。不忘来时的路，归根结底是为了继续走好前行的路。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国家的科技条件非常薄弱，西方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迫切需要集中全国的力量，自力更生、奋起直追。中国科学院学部就是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成立的。从那时起，学部的学术和咨询功能的“种子”就已经播下。70年来，虽然学部的定位和职能多次发生变化，但这“两颗种子”始终在茁壮成长，已经成为今天学部的“两棵参天大树”。不忘本来，是学部再出发的根本基点。
未来10—20年，全球科技发展将呈现加速融合与矛盾并存的态势，核心领域突破可能重塑人类文明，也可能带来空前的严峻挑战。我国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并继续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对学部而言，这段时期也将是跨越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中国特色的院士制度将更加完善，以学部为主导的科技智库将建成世界一流智库。我期待未来10—20年，学部形成布局合理、运行高效、开放协同的现代治理体系，真正成为国家的学术中心，为我国顺利建成科技强国提供核心支撑。在此基础上，将学部全面建成引领全球科技发展的学术高地，成为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一支关键战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