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元.中国GDP质量指数[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1,(5):516-525.

牛文元
中国科学院自然与社会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Niu Wenyuan
Intercross-Science Research Centre for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CAS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CAS 100190 Beijing

         中国GDP质量指数;GDP质量生成

        quality index of China’s GDP;GDP generation

        在既考虑自然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的双重关系中,在统一设计资源环境成本超额损耗、社会管理成本超额损耗、可持续能力建设投入欠账等三重制约下,在着重指出科技教育投入对于GDP质量的全面提升中,依照"数据的公认性、资料的获取性、计算的简捷性、结果的可比性"4大统计要求,"中国GDP质量指数"的指标体系设计,包括了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管理质量5大子系统及其分属的15个要素。经济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资源占用量和对于物质能量的消耗水平。社会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对社会进步贡献的能力表达以及社会和谐对于GDP生成的反馈效应。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反哺能力以及社会环境对于GDP生成的基础作用。环境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效应。生活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民众心理或意愿的幸福感和安全感。管理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选择能力以及这种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前瞻性。

        This paper has provided formation and contents of The Quality Index of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at the first time in China.The index considers parallel the impact of two aspects on GDP generation: the aspect 1 is the cost of natural capital,and the aspect 2 is the cost of social capital.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to act on the GDP generation: the first is resources overdraw and environment damage,the second is unsoundness of social management,and the third is loss of sustainability.The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cience-techn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input on GDP formation.At the same time,the quality index of China’s GDP meets the needs of authoritative indicators,reliable data,simple and clear calculation,and universal comparability.The quality index of China’s GDP consists of five sub-indexes: economical quality,social quality,environment quality,life quality,and management quality.Totally,the index includes 15 indicators which distribute in the five sub-indexes.Sub-index 1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material and energy consumption in the generation of GDP.Sub-index 2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contribution to social progress in the generation of GDP.Sub-index 3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st in the generation of GDP.Sub-index 4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happiness and security of people in the generation of GDP.Sub-index 5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policy-decision ability and adjustment soundness in the generation of GDP.

         我们不盲目崇拜GDP,我们也不盲目抛弃GDP。我们关注的核心是不断创新与积累的理性高效、均衡持续、少用资源、少用能源、少牺牲生态环境,综合降低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前提下“品质好的GDP”。

         宏观上,GDP是衡量国家和地区财富的综合指标,是一种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计量工具和标准,也是衡量和比较国家和地区发展实力的核心指标,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必须承认,目前在能综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积累过程与数量的最佳宏观指标中,仍然非GDP莫属,还没有任何一个指标可以代替它。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普遍的共识,即GDP比目前已知的其他任何综合衡量社会财富的指标都更接近实际,其误差范围一般保持在±10%到±15%之内。问题不在于GDP的数量大小和增速高低,根本问题是用何种方式、何种途径去实现GDP。

         一些年来,由于对科学发展的理解深度和认识水平尚未达到要求,一些地区和部门对于GDP的作用和价值,产生了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其一,认为GDP的数量和增速是衡量政绩的唯一标准,在不计成本(自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管理成本)的条件下,以GDP定英雄排座次,严重地扭曲了科学发展的核心要求;

         其二,当听到GDP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GDP误国害民,罪恶多端,甚至想摒弃GDP。

         因此,在清醒认识GDP缺陷的同时,如何定量地评价GDP的优劣,就成为研究GDP质量的动力与前提。如果是在创新基础上,品质好的GDP增加越多、增速越快,就越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足。在关注GDP数量(以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名义GDP为依据)的同时,对产生GDP中的“虚数”加以甄别和分析,就成为科学认识GDP的切入点。

         简要列出GDP形成和发展的轨迹[1-3]:

         (1)20世纪30年代,为了正确评价经济大萧条所揭示的财富漏洞,西蒙.库兹涅茨开发了一套国民收入帐户,形成了GDP的雏形;

        　　(2)20世纪40年代的二战时期,在战时计划需要的推动下,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和支出估计的发展;

        　　(3)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帐户(GDP)已经发展成为统一的一套收入和产出帐户,通过它已经可以对整个经济进行全面的宏观评判;

        　　(4)20世纪50年代后期,推动经济增长的愿望及其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导致了官方“投入产出表”的启用,对资本积累(形成)的估计,以及对政府和个人收入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及时的估计;

        　　(5)20世纪60年代后期,加速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对于价格指数方法的改进,同时提出如何减扣通货膨胀对实际产出影响的计算;

        　　(6)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勃兴以及服务贸易国际化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帐户核算,要求扩展对于国际服务贸易的估算;

        　　(7)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率先同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合作开发修正价格方法和核算产出的计量方法;

        　　(8)1985年4月5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在继续做好国民收入核算的同时,抓紧建立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当年国家统计部门着手建立国家与省两级GDP核算制度;

        　　(9)1993年,中国正式采用GDP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从而使得GDP从附属指标上升到核心指标、实现了从生产核算到使用核算、从间接推算到直接计算、从年度核算到季度核算,统一规范了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

        　　(10)2006年之后,中国的年度GDP核算采用94个行业分类,中国的季度GDP核算采用19个行业。这两个方案都与中国的首次经济普查相衔接。

        　　自GDP问世之后,权威人士对于它的作用和价值赞誉有加,认为多年来苦于无法综合衡量社会财富的定量指标,终于取得了一个满意解。

        　　美国前商务部长戴利指出:“当我们要寻找商务部的先驱们创造的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和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 国民经济帐户——今天称之国内生产总值或GDP的发明则当之无愧。”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萨缪尔森和他的同事诺德豪斯甚至指出[4], “虽然GDP和其他国民收入帐户显得有点神秘,但它们确实属于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列”。

        　　美国经济协会前会长艾斯奈尔指出,这个国民经济收入和产出帐户是“20世纪对经济知识的重要贡献之一”。

        　　此外斯坦福大学的弗里德曼,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博斯金,耶鲁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托宾,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和格林斯潘等都给予GDP以极高的评价。

        　　GDP的功绩和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的光辉也不可能掩盖其先天的缺陷,尤其是它计量了不该计入的,也忽略了它应该计入的,而更为学者所诟病的则是GDP把质量不好的财富甚至把制造人类灾难的财富,也计入到其总量当中,其实这等于污秽了“真正的”财富。

        　　著名的“投入产出法”制定者、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列昂节夫,在其逝世前曾一直设法寻求将能源、资源、环境代价纳入他的投入产出体系中,以消除资源能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成本外部化所换取GDP数量的不正确性。在侧重考虑自然成本影响GDP品质的号召下,近40年来全世界掀起一股改造GDP的热潮,各类带有绿色GDP标注的计量方法与指标体系,充斥于国际组织、政府与学术团体之中,择其要者列于下[5]:

         (1)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和反映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7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Goldsmith,1972);

         (2)1972年托宾(James 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

         (3)1978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

         (4)1989年卢佩托等(Rober Repetoo)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

         (5)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和科布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6)1995年4月,欧盟推行“环境管理与审计制度”(EMAS);

         (7)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 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真实储蓄率”指标);

         (8)1996年沃凯纳捷尔(Wackernagel )等人提出了“生态足迹”度量指标(ecological footprint);

         (9)1997年康斯坦查(Constanza)和卢贝琴科(lubchenco)等人首次系统地设计了测算全球自然环境为人类所提供服务的价值“生态服务指标体系”(ecological service index, ESI);

         (10)1999年日本决定推行“环境会计制度”;

         (11)2001年,牛文元提出“绿色GDP及国民核算制度”,总结了资源环境核算的基本模型,分析了中国资源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总体影响;

         (12)2003年,英国萨里大学教授杰克领衔为英国政府创设了一种新的经济衡量标准“国内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s,MDP);

         (13)2005年3月,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等10个省市率先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

         (14)2006年,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以列昂节夫为代表的“自然绿色”派,虽然认识到自然资本在GDP生成中的巨大影响,但是这些先行者们似乎尚未涉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绿色”,即社会资本、制度资本、行政资本、管理资本等对于GDP产生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如何统一思考“自然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制度绿色”的综合效应,就成为创制与设计“中国GDP质量指数”的基本出发点。

        　　理论上,“中国GDP质量指数”企图回答3个问题:GDP将如何反映真实财富?GDP将如何反映可持续发展?GDP将如何反映社会和谐水平?

        　　应用上,“中国GDP质量指数”与单纯的绿色GDP不同,它并不是只考虑资源与环境的代价(自然资本),它也平行地考虑社会和谐与民生幸福(社会资本),同时还考虑到发展观念与管理水平(行政资本)。因此,“中国GDP质量指数”无论在理论的开拓上,还是从实际的应用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国GDP质量指数”的理论模型,是在“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中,围绕着GDP质量生成的“发展度”(数量维)、“协调度”(质量维)、”持续度”(时间维),求取在平衡状态下的目标函数最大化(图1)[6]。

        

        　　在GDP质量生成的数学模型中,从概念意义上出发可以表达为如下形式:

        G(Z)=G(S)-△N/G(S)-△R/G(S)-△C/G(S)+△JK/G(S)

         =G(S)-△F(1)-△F(2)-△F(3)+△F(4) (1)

        式中:

         G(Z)表示GDP的质量;

         G(S)表示GDP的数量(以权威部门发布的名义GDP为准);

         △N表示自然损耗(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等的额外消费代价);

         △R表示人文损耗(社会矛盾、贫富差异、民生问题等支付的额外代价);

         △C表示可持续能力损耗(学习能力、行政能力、管理能力等的缺失代价);

         △JK表示对于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意愿。

         (2)

         (3)

         (4)

         (5)

         △F1表示自然损耗总和(i代表自然资本各项,0代表正常值);

         △F2表示人文损耗总和(i代表社会成本各项,0代表正常值);

         △F3表示可持续能力损耗总和(i代表可持续能力各项,0代表正常值);

         △F4表示人力资本储备的潜在增加值(i代表人力资本现状,0代表实际投入);

         x表示参与生成GDP的要素。

        　　挖掘GDP质量内涵的第一要义是促进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研究GDP质量生成的核心要求,是如何真实度量社会财富积累的过程与结果,以便更加精准地把握宏观经济走向与实施更加有效的调控。在中国当前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提升现代发展能级、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突破增长停滞陷阱魔咒的战略转折期,尤其要破除粗放式生产和非均衡生产、破除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容量过度透支为代价去攫取财富、破除以社会环境劣质化与民生心理异化为代价去追求GDP总量的畸形增加。因此,我们倡导在坚守GDP质量的前提下,在摈弃名义GDP中所包含“虚数”的警示下,形成一个科学的、可信的、精确的国民财富账户,为社会财富的度量提供一个可比对的参考标准,同时对于各地的GDP生成提供可资借鉴的入口。

        　　GDP质量研究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功利性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巨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并将此类深层次的关系在不同时段或不同区域中的差异性表达包含在整个时代演化的共性趋势之中。在GDP质量生成内涵支持下的国家发展战略,才会具有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关系识别。面对实现其基本目标(或目标组)所规定的内容,规定了创制中国GDP质量指数的方案和规则,从而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思考体系,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去寻求对于GDP质量生成的“满意解”。例如,在中国GDP质量指数的设计中,我们不仅抛弃了自然资本超额损耗的“虚数”,同时也十分注重抛弃社会资本超额损耗的“虚数”。

        　　GDP质量内涵集中解决“又好又快发展”的3个基本组成元素:第一是寻求“发展动力”,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去调适生产关系,通过教育优先和科技创新去促进生产力,由此实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优化匹配,共同完成我国新时期对于GDP生成的动力要求;第二是寻求“发展质量”,通过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达到高效、节能、减排,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第三是寻求“发展公平”,将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社会成员,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坚持将改善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为“品质好”的GDP生成培育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只有上述3大宏观识别同时包容在GDP质量内涵的整体解释之中,存在的“GDP质量指数”就具有了统一可比的基础,对于科学发展的追求才具备了可观控的和可测度的共同标准。

        　　一个和谐、稳定、安全的人文环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提,也是对于执政合理性的最高认同。根据世界发展进程的规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处于5 000美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容易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一般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各种矛盾和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阶段,基本上处于“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建、效率与公平应当不断调整”的关键时期。

         中国正经历着社会发展序列谱上“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总体关系中,社会稳定是维持“国家系统”有序运作的根本保证。在GDP质量内涵的探索下,我们在“认同社会价值观念,整合社会有序能力,提高社会抗逆水平,健全社会道德约束”的同时,科学地、定量地、实时地诊断、监测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总体态势变化、演化趋势和临界突破,构建一个完整地、系统地、连续地识别国家和地区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状况的基本态势,将成为品质好的GDP的生成提供基础支撑。

        　　中国目前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贫富差异扩大、社会心理失调、群体性事件频发和执政风险加大等现象,将对品质好的GDP生成带来巨大的陷阱。德国著名学者哈肯的研究结论指出:促使系统崩溃的真正动力,不仅仅是那些眼花缭乱的“快变量”,更是那些持续引发系统劣质化的“慢变量”,因此,由“主流疲劳”带来的长期效应和心理预期,在分配不公、腐败高企、制度失灵、机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公平等事件的催化下,将对真实GDP的生成提出真正的挑战[7]。

        在既考虑自然成本、也考虑社会成本的双重关系中,在统一设计资源环境成本的超额损耗、社会管理成本的超额损耗、可持续能力建设的投入欠账等三重制约下,在着重指出科技教育投入对于GDP质量的全面提升中,依照“数据的公认性、资料的获取性、计算的简捷性、结果的可比性”4大统计要求,“中国GDP质量指数”的指标体系设计,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管理质量5大子系统及其分属的15个要素(表1)[8]。

        

        　　经济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资源占用量和对于物质能量的消耗水平。

        　　社会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对社会进步贡献的能力表达以及社会和谐对于GDP生成的反馈效应。强调公平对于效率的反哺能力以及社会环境对于GDP生成的基础作用。

        　　环境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生态环境的代价及其成本外部化效应。

        　　生活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民众心理或意愿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管理质量:表明GDP生成过程中决策水平与管理水平的学习能力、调控能力、选择能力以及这种把握宏观经济走向的精准性、流畅性、前瞻性。

         运用设计的指标体系,采取层次分析法和通行的统计规则,计算出201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质量。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计算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西藏自治区的统计资料有所欠缺,虽列入计算行列,但未给出名次和排序。本文只选取了所有统计表列中的两个:中国各地GDP质量指数及排名(表2)和中国各地区GDP数量与GDP质量的对比(表3)。

        

        

         中国各地区的GDP质量排序,明显地与每年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依照GDP数量(名义GDP)的排序有所差异。从这种差异中,可以发现许多深层次的原因,由此启发和帮助一个地区对于财富的积累进行解析,既从过程也从结果中发现 “真实财富”生成和提升GDP质量的措施和路径,这必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表3 列出了各地区“GDP数量”与“GDP质量”的对比状况。

         (1)中国GDP质量排序前10名。北京、上海、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福建、山东、辽宁、海南。

         (2)中国GDP质量排序后10名。江西、湖南、山西、广西、云南、新疆、青海、贵州、甘肃、宁夏。

         (3)中国4大直辖市GDP质量排序处于最好位置。从GDP质量排序的4大直辖市来看,北京、上海、天津均获得了前10名的位次。北京在全国GDP质量排名中居第1(同其GDP数量排名相比上升了12位);上海在全国GDP质量排名中居第2(同其GDP数量排名相比上升了6位);天津在全国GDP质量排名中居第4(同其GDP数量排名相比上升了16位)。虽然重庆在全国GDP质量排序中居第11名,但与其GDP数量排名第23名相比,质量排序提前了12名。以上说明4大直辖市在生成GDP质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支持、环境效应、民生建设、管理水平上处于领先位置。

         (4)中国4大强省GDP质量排序处于满意位置。广东、山东、江苏、浙江4省的GDP 质量排序均在前10。在GDP数量排序居第1的广东省,在质量排序中居第6(相比下降5位)。在数量排序中居第2的江苏省,在质量排序中居第5(相比下降了3位)。在数量排序中居第3的山东省,在质量排序中居第8(相比下降了5位)。浙江省一枝独秀,在数量全国排序中居第4,而在质量排序中居第3(相比上升了1位)。4大强省在生成GDP质量的经济活动、社会支持、环境效应、民生建设、管理水平上处于满意位置。

         (5)中国东北三省GDP质量排序处于较好位置。辽宁、吉林、黑龙江的GDP 质量排序分别处于第9、第14、第15的位次。高出全国GDP质量的平均水平,说明近年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了较大进步。

         (6)中国中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一般位置。在提升GDP质量上,中部省份须投入更大的努力。

         (7)中国西部省份GDP质量排序处于比较落后位置。在提升GDP质量上,西部省份存在着较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