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好转，伦理堪忧，这是我对现在中国科研形势的一种认识。

学术不端与学术不当行为，在中国有着各种不同的方式，我总结为14种方式（如剽窃、编造、纂改、重复发表、署名不当、利益冲突、关系游说、学术独裁、引用不当、伦理失范等），其中第14种为伦理失范。伦理失范是以前我们一般不太重视的一种方式，去年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

近年来，无论是各个学校还是中国科协，从整个科技界、教育界来看，我们一直在与学术不端的行为做斗争。

到目前为止的努力可以被概括为“六大战役”。第一大战役是从2000年开始逐渐实施的，对各种学术不端的举报制，就是对举报者不问动机，只要有举报，举报只要有实质性的内容就要调查，调查就要处理。2000年的时候，很多教育与科研单位都采取了举报制，无论是职称评审，还是院士评审。其间我们收到了大量的举报，应该说在这些举报中，有一些是属于打击竞争对手型的举报，但大部分还是有一定的实质性内容。对这些举报案件的调查，使得科技工作者在做每一件事前，都会在有可能出现学术不诚信情况的地方，掂量违规后所可能引致的后果。

2005年开始，各个学科逐渐不再允许中英文的一稿多发。我记得，2000年中国科协当时开过一次会，讨论能不能中英文多投。当时法学界的专家说，按照当时中国的知识产权法，翻译权属于作者，所以作者愿意把它翻译成什么语言，投什么期刊，是作者的自由。当时人文社科领域规定，一篇稿子投出去，如果两个礼拜没有接到通知，就可以投到其他期刊发表。而且当时如果一篇稿子在越多的期刊发表，翻译成越多的语言文字，说明这项工作的影响越大。因为不同学科的意见不统一，所以当时的讨论并没有结果。但随后国际上各大出版社逐渐加严了对中英文的一稿多投，也就是对版权转让时同时转让翻译权的控制。在2007年，中华医学会正式声明该学会旗下的各种期刊不再允许中英文一稿两投。再往后是相似度的核查，无论是学生的学位论文，还是期刊论文，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书，在进入正式的评审之前，都要进行相似度的核查，并对高相似的情况进行警示标注或处理。

2008年，有一个著名的事件，一位年轻的副教授被撤稿8篇，他的大部分成果有些编造了实验数据，有些窃取了实验室老师、师兄师姐的成果，被看成是一件很大的学术诚信网络事件。所以从2008年开始，国家多个部门进行大规模的诚信教育。以后由中国科协组织，每年在人民大会堂和各个学校开展对研究生新生的学术道德教育。我记得那时候我还专门到清华大学，给清华大学研究生新生做过诚信方面的教育。

再往后就是2012年—2013年的时候，出现了一批大范围的撤稿行为，比如在BME、施普林格，还有后面的肿瘤生物学，发现了幽灵作者、幽灵审稿人等现象，针对这些现象，有关部门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而且对所有涉事当事人进行了相当严厉的处分。最近这几年，又有对科研工作可重复性的调查，这主要是在生命科学领域，看你的工作能不能得到重复。

这是我想讲的关于整肃学术诚信的六大战役。

在这样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看到国际期刊上来自中国的撤稿现象出现了一个大的起伏变化。在Retraction Watch网站上，我们按照撤稿文章发表时间进行了统计，在2010年，源自中国内地的撤稿量达到了高峰。这一年，世界上总共撤稿的学术论文数目是5040篇，中国有4117篇，现在看起来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后来因为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努力，使得中国的这条曲线急剧下降，到2018年12月22号，全世界2018年发表的论文里有268篇撤稿，中国占了76篇。所以无论是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看，中国的撤稿文章在2010年达到高峰之后，现在处于一个回落的状态。中国曾经在学术诚信方面经历过非常严峻的时刻，现在我们的（撤稿）水平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到1.6倍。

我曾经统计过，撤稿总量除以发表论文的总量，从历史上来看这个比例最高的是谁呢？最高的是伊朗，中国排第7位，比中国稍微差一点是韩国（第6位）。这个情况很有意思，所以我又多绘出了几个国家的曲线，数据主要是我请爱思唯尔英文出版集团的康晓伶女士替我统计的。我们看到日本也曾出现过撤稿高峰，1998年的时候到达顶峰，然后开始回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也出现了严重的学术诚信情况，当时因为东德和西德刚刚融为一体，开始使用西德的标准去衡量东德教授或教师，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在德国也有非常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引起过比较大量的撤稿。当时德国科学基金会采取了非常激烈的措施，把这种现象克制住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德国的情况已经比较好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通过很多人的努力，源自中国的撤稿量下来了，2018年，只有70余篇被撤稿，相对于2010年的4100多篇，我们是大大下降了。

但这个时候新问题又出现了，它就是伦理方面的问题。

贺建奎事件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声讨。科学伦理是我们以前搞学术诚信的人，接触得比较少的问题，很多人对科学伦理的认识并不多，而这方面需要研究的学术内容远远超过诚信方面的内容。2018年，我和一位德国学者交流我们在学术诚信方面的事，讲到了中国学术诚信在撤稿方面、一稿多投方面得到了控制，他说那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复杂的是伦理情况，所以这方面我国仍处于堪忧的状况。

科研伦理灰色区域特别宽，我列举一些例子，如我们把不同基因段融合，有多少种组合可组成病毒，这个算不算伦理问题？欧洲的科学家说有问题，美国科学家说没有问题，所以把这项研究登在《科学》杂志上。再比如对胚胎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但这个胚胎是已放弃的无用胚胎，科研人员在一定时间内（如14天内）对其进行编辑的话，有没有问题？一开始觉得有问题，后来《自然》杂志又把它列为十大年度进展，因此很多人觉得可能没有问题。但“贺建奎事件”全球都认为有问题。所以从有问题到没问题，中间这个灰色的区域特别大。

其次，科研伦理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每一个学科都不一样，很复杂，然后伦理问题还会被披上华丽的外衣，如说杜绝艾滋病等，有的还（号称）是颠覆性创新，行为主体专业性比较强，等等。

有一次，我访问了一个德国伦理研究所，他们收集了世界上200多种期刊，来自中国的伦理期刊只有2种，而且大都是地方大学的学刊，中国的伦理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再者，伦理的研究领域非常宽广，包括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动物伦理、互联网伦理等。

为了解决科研伦理问题，我个人建议：在这方面应该广泛地开展研究，应该制定旨在保护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伦理规则，应该成立科学伦理委员会，裁决重大伦理争端，应该联合中科院、工程院、基金委，资助伦理方面的研究，发动有关学会制定领域伦理标准。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主任、浙江大学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