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相较于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传统举国体制，在新形势下构建融合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必须充分尊重科技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统筹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整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中优势创新资源，协同攻关重大科技难题。

关键核心技术融合创新攻关面临的三方面挑战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复杂严峻，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与创新链布局及资源配置深刻调整，我国急需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准备。构建“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要以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牵引，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实现科技知识的投资者、生产者、传播者、使用者高效分工协作，源源不断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创新驱动力。科技与经济要从“面向、依靠、服务”到“支撑、引领、融合”转变，要重点解决好三个方面的挑战。

创新链与产业链结构功能不匹配是产学研合作效率不高的基础原因。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具有高研发投入、长研发周期、知识缄默性以及对应用生态的高依赖性，决定了其创新链与产业链需要实质性整合协同。我国在以芯片等为代表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中进行了相对完整的创新链布局，但产业链与创新链在结构功能上的深度耦合机制相对欠缺。相关国产的核心设备与关键材料在规格型号等方面并不能很好地匹配产业链的需求，难以实现进口替代。由于科技研发与市场应用脱节，创新链与产业链未能形成融合创新、协同攻关的合力。投资、研发、市场转化、产品应用等主体无法达成共识，限制了创新成果产生及市场转化，失去了创新迭代的机会。由于关键环节研发水平的欠缺、技术方向的差异等因素难以支撑产业链整体跃升。

科技创新“三个面向”耦合机制薄弱是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出现的内在原因。科研成果转化周期越来越短，如果在特定周期内科研成果未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经济潜能就会很快衰减。国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前期进行了大量前瞻性科研布局和政策引导，但在后续大规模商用中，与装备、产品性能及可靠性提升相关的研发仍然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量研发止步于实验室与样机阶段，急需构建上、中、下游研发主体协同合作的创新生态，引导产学研建立更紧密的创新伙伴关系，在技术攻关与应用实践中持续提升供给质量。未来要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为牵引，构建“三个面向”耦合机制，特别要以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完善高校院所的选题机制。

国内国际市场规则和标准的差异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瓶颈。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应以国内需求为根据地，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重点产业全球价值链关键节点，逐步摆脱以中国作为生产制造中心、欧美作为金融、研发、消费中心的传统国际循环模式。对标国际先进规则与标准，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的要素价值机制，拓展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国内创新与国际市场全方位、高水平对接。打造自主、协同、开放、包容的创新体系，深化拓展开放创新，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际创新要素流动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在更高水平上引进来与走出去。

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

近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指明了努力方向。当前，急需畅通国内科技经济大循环，构建自主、协同、开放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体系，提升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长期，基于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创新，推动我国在关键领域“占位”新动能培育、“补位”短板技术、“领位”长板方向。

一是发挥优势主体创新引领作用，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在结构功能上深度融合。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导有创新领先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大学、院所、企业牵头构建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合作伙伴关系，将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深度耦合，形成“融合创新”攻关体系，产生“价值共创”增值效应。例如，推动行业领军企业带动计算产业，基于自主芯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物联网、边缘计算等软硬件各环节深度耦合，促进信息技术研发、应用、创新整体突破。支持行业领军企业培育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解决行业及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难题。

二是实施产业基础提升工程，发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将国家战略目标和科学目标、经济目标相统一，充分发挥核心企业对供应商、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力量的组织力、对基础产业的带动力。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四基”领域，把握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培育发展的技术供给需求，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发展。对于技术前景明确的赶超型攻关任务，如“卡脖子”技术，宜采用“应用引领、科研支撑”组织模式，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对于技术前景不甚明确的引领型攻关任务，如量子技术，宜采用“政府引导、市场竞争”组织模式，引导集成优势科研力量，多路线并举，适时调整，择优突破。

三是加强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引领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在全球视野下评估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的薄弱环节，推动构建融合科技、工程、产业、经济、社会及可持续发展创新需求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以产业数字化为牵引拓展新型基础设施与制造、能源、交通、农业等各领域融合发展的应用场景，打造我国产业竞争新优势。搭建融合创新孵化平台，开展面向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技术的联合研发攻关，整合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信息链、政策链，形成“需求—科技—经济—需求”有效循环。强化开放共享数字化平台建设，加快以信息流和数据中心为枢纽的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有效整合和协同创新，推动各环节相互融通、提升整体效能。以数字化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牵引，促进原始创新、基础创新实现从0—1的突破，技术成果面向生产应用不断迭代创新，依托多元化金融支持与股权投入，持续转化为面向大规模商用的现实生产力。

四是拓展深化制度、规则、标准对接机制，畅通创新要素国内国际循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发挥国内需求牵引作用，推进国内要素市场体系改革，运用市场化手段汇聚创新资源，健全创新要素市场定价与交易机制，激励研发投入。畅通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简化科创板科技企业的审批流程，提升审批的专业性与精准性。对标国际标准，推动国内国际市场规则与标准相容，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推动技术、人才、管理、资金等创新资源自由流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负面清单等制度建设，保障全球范围内基于创新链共享、产业链融合的协同创新得以持续发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成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创新要素流动的枢纽，带动全球创新要素聚集与融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