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积极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中取得的佳绩。《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以下简称新《纲要》）专门提到“科学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这些理念表明，科学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组成部分和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重要维度，我们对科学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要求基础设施建设要紧跟时代步伐。

以科技馆、博物馆和图书馆等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既是向社会呈现科学的一扇窗，也是承载着科学物质文化的重阵。因此，为了适应人们越发多元化、多层次的科学文化需求，科学文化基础设施不仅要在内容上凸显特色和价值，因地制宜地传播丰富的科学文化内容；还要在发展路径上不断探索数字化、区域化等新模式，使文化载具永葆生机。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科技馆等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长，服务观众数量持续增多，但对于承载和传播科学文化来说仍有以下几方面需持续发力。

从机制上看，现有政策之间条块分割现象明显，科技、文化场馆间缺乏有效联动。各类基础设施孤立发展的表象背后，是管理部门分工所导致的对各类基础设施难以做到综合、全面的布局。例如，新《纲要》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都高度强调科普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则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发展做出明确要求。虽然这些文件内容各有侧重、看似覆盖面极广，但对于各类基础设施仍需更加综合、全面的考量，要充分体现这些场馆多功能、多层次、多样化等特点。

从历史上看，我国科技馆的建设发展源自北美“科学中心”模式，近20年间集中快速发展，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众馆一面”现象。科技馆更加强调展品的互动性而非实物的收藏和呈现，展品需经过大量设计、研制才能被创造出来，由于创新研发难度大、技术性强，使得展品的种类、数量、规模都受到限制，部分科技馆之间展品相似度较高，难以实现博物馆展览基于各馆藏品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由此使得所传播科学文化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都受到局限。

从理论上看，科学文化基础设施在飞速发展的同时，还缺乏扎实的理论研究作为支撑。尽管国内围绕科技馆、科学文化等主题的研究成果已初具规模，但在宏观的理论阐述与接地气的实践经验总结之间，扎实的中观研究仍不多见。例如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史挖掘、原创性展品及活动研发，以及博物馆学前沿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我国科学文化理论研究亟须尽快追赶国际理论的发展脚步，与基础设施实体建设齐头并进。

基于这些问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发力。

首先，应不断加强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之间的跨界融合。2021年底，由中国科学技术馆、故宫博物院、中国物理学会等16家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科技文化场馆联合体成立。国字号联合体的成立既是汲取国外基础设施经验成果之集成，也为国内各级各类场馆、机构树立了一面旗帜。在这种跨界、融合发展理念引领下，科普基础设施和文化基础设施都需要摒弃科学与文化各自为政的传统工作理念，增强自组织的意识，用传播科学文化、弘扬科学精神的高要求取代原本的专业性低要求。

其次，应提升科学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在国内，各地应深挖当地科技发展历程，总结科技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变化，从而保证传播内容接地气，易于被公众所共情和接受。要用科学文化传播的理念来取代对知识普及的单一追求，可先通过回溯各地历史进程中的科学元素来探寻科学文化的生根之处，再用具有地方特色的科学故事来真正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从而扩展科学文化内容的多样性。国际上，应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层次的交流合作，用开放的态度拥抱生态博物馆、NFT博物馆等最新理念，将国外具有新意的展教形式、理念与独具特色的本土科学文化内容进行有机融合，从而最大程度提升科学文化内容的丰富性。

最后，应通过提升学术研究与原创性展品开发，着重加强基础设施自身建设。在理论层面，我们应扩展科学文化基础设施的学术研究职能，广泛学习国内外博物馆学、教育学、科学传播、科学技术史、艺术设计等各个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持续提升对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的本质认识。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特有的经验来加强中观层面的学术研究，不断积累国际水平与中国特色并重的研究成果，这样才能向国际输出科学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中国智慧。在实践层面，针对展品开发、展览设计、活动组织等各环节开展原创性研发，促进基础设施的内容建设跟上数量增长的步伐，使飞速建设的各类场馆真正发挥科学文化基础设施应有的重要功能。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中国的科学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放眼当下，无论是科技自立自强对科学文化建设的要求，还是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科学文化需求，都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以开放的眼界和严谨的态度建设不拘一格的科学文化基础设施。

（李响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齐欣系中国科学技术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