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严建兵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中美两国玉米单产提高的速率曲线图，十分醒目。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中美两国玉米单产都在稳步提升，但是美国玉米单产提高的加速度比中国快。如何提高中国玉米单产增幅的加速度，是严建兵近几年最为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粮食单产虽有显著提高，但距国际领先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如何构建新型举国体制，破解种业创新发展难题，为我国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是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作物单产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显著

随着我国人口不断增长，粮食需求量逐步上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玉米种植面积约为2亿至3亿亩，上世纪90年代末发展到约4亿亩，现在每年稳定在6.5亿亩。

“在这个过程中，开垦了很多原本不适合种植玉米的田块。土地资源禀赋不好，影响了玉米单产。这一情况短期内无法改变。”严建兵告诉《中国科学报》，玉米单产提升后劲儿不足的深层次原因是种质资源创新能力不足——“短平快”的研发多，基础性、长期性研究不足。

另外，育种技术不断更新换代，从杂交育种、基因组育种到生物技术育种，再到智慧育种，所采用的技术跨学科、跨领域，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单凭一个团队或一家单位很难掌握全链条的高精尖关键技术。“传统的‘个体户’育种已经很难在智慧育种时代实现。”严建兵说，新的研发模式尚未成型，导致玉米单产提升速率有所下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合光长期关注我国种业发展。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近年来，我国粮食单产显著提高，两大优势品种水稻、小麦的单产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大豆、玉米等作物产量的差距更为明显。

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刘合光认为，一是我国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落后。土地肥沃程度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农业用地多分布在平原，且有机质含量相对较高。我国农业用地涵盖多种立地条件，种植条件不利的农地不在少数，而且精耕细作的常年无休耕种植方式，地力消耗大，缺乏土地休养生息和地力恢复机制。

二是我国技术装备基础较差，科技水平与国际领先水平差距较大。仅生物育种方面，我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专利仅 521 件，而美国达到 4274 件。目前，国外种业巨头合计专利申请1.4万余件，掌握81%以上的全球农作物转化成果。

三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相对落后。我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仅为9.78亩，相当于欧洲国家的1/20和美国的1/200。

当前种业发展模式竞争力不足

“发达国家种业创新掌握在拜耳、陶氏等大型跨国公司手中，从育种、栽培到化肥农药，再到技术推广、服务，已形成全链条闭环结构，高投入实现了高产出。”严建兵说，由于我国国情不同，走不了跨国垄断企业的道路，种业创新要想破局就得另辟蹊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钱前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伴随新一轮种业科技革命的兴起，在生物育种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种业产业化进程将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深水区、开放新时期。他说，我国种业在产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以中种集团、国投种业、大北农集团和隆平高科等为代表的、具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领军型企业。但与国际种业巨头相比，创新主体作用仍发挥不足，在研发投入、产业规模、全球化布局等方面差距较大。

“我国80%的种业创新资源和绝大多数科研人才集中于科研院校，中央到地方、各系统科研院校研发力量分散、资源统筹不足，科研资金渠道复杂，资源浪费、创新重复、无谓竞争时有发生。”钱前说。

刘合光则强调，我国新型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创立时间较晚，发展时间短，无法与科迪华、先正达、拜耳、巴斯夫等国际种业巨头竞争。

目前，中国种业的主要发展模式是先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选育品种，再通过品种转让的方式由种子企业进行繁育生产和包装，最后由种子企业或个人进行市场经营和推广。

“该模式面临的瓶颈是上游育种端不了解市场运作和市场需求，中游繁育生产端和下游销售推广端缺乏研发能力，造成了种业育繁推各环节之间衔接脱节的现象。”刘合光说，这种模式导致种业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种子产业市场化运营机制不通畅；种业发展的市场反应链条长、反应不及时且不灵活；从事种子研发的机构缺乏市场意识，成果转化率低，种子更新换代慢，与外国大公司育繁推的种子相比竞争力较弱。

构建育种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

钱前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各个地区陆续出台扶持和引导政策，通过增加资金投入、鼓励引进人才、优化市场环境、减税降费等方式支持种业企业发展。科研单位和种业企业也通过不同方式积极合作、主动作为，探索了一些科企合作的新路径。

例如，中种集团、大北农集团等以“企业出题，研究所答卷”的方式，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科所）等机构合作，研发生物育种技术和农作物品种。这些新探索的成效已经初步显现。

曾在跨国种业企业从事多年研发工作的黎亮，如今回到了作科所，担任该所作物育种中心副主任。“我们尽量按照大公司的模式把最好的资源要素整合起来，去推动种业发展，将来能和他们‘掰腕子’。”作为作科所与大北农集团北京丰度高科种业战略合作项目的负责人，黎亮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的合作项目通过新的体制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把最好的科研成果拿出来转化。与此同时，积极推动企业投入前期研发经费，从而共同获得市场收益。

“体制机制创新是一个关键核心问题。”严建兵认为，我国种业创新应该探索一条开放的合作路径，而新型举国体制是一个突破口。目前，就单项关键育种技术而言，我国的科研团队或企业已经达到了世界前沿水平，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把不同技术单位串联起来，而且要从市场机制出发，让链条上的关键技术变成服务性产品，让提供某一技术服务的公司获得相应的收益，但又不涉足其他环节的研发工作，各司其职，共享技术成果。

钱前也强调，条件成熟时，应在组织机构上整合中央和地方农业科学院，形成国家级、省级、地区级央地协同、上下贯通、集中指挥、优势互补、作战梯次分明的新型农业科研系统布局。发挥举国体制优势，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有组织、有目标地进行种业科研大联合、大攻关，源源不断地输出生物育种等种业关键核心技术，引领产业发展，参与国际种业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