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科学规划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化设施建设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升开放共享水平和运行效率。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突破科学前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手段，已成为代表国家科技水平、创新能力的科研利器，也是培养高水平人才、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的国之重器。我国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经济增长动力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虽然在支撑科技前沿突破上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一些挑战。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对增强我国科技基础能力、突破前沿研究应用和产业关键技术、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空前激烈，科技创新成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关键变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为科学前沿革命性突破的重要支撑。

改革开放后，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成长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等相继建设。20世纪90年代以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发展期，郭守敬望远镜、上海光源、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11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继开始建设。“十一五”规划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正式纳入其中，着重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科技基础能力。

2013年，我国制定了《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进一步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布局建设，连续部署了50余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自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后，多地积极组织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上海、合肥、北京、大湾区纷纷组织力量，积极申报、组织和投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一批以大科学装置为代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建成或正在建设中，标志着我国科技基础设施正在向全球领先行列迈进。

然而，从建设实践来看，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还存在着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大科学装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系统性管理体系尚未形成，预研、规划、建设、运行、科研服务等管理办法亟需出台。二是建设和运维资金不足。《方案》提出了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但现有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经费来源基本是国家和地方按1∶2进行配比，地方政府资金压力较大，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不足，捐赠机制尚未建立。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基础设施建成后，设备维修和管理等运营经费来源目前缺乏明确的制度安排和预算。若仅依赖于科研团队自筹经费或竞争性科研经费，难以保障其正常运行。三是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基础设施具有科学技术研究的公共属性，有待建立开放合作、共享使用的体制机制。四是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基础设施的部分设备和仪器还依赖进口。因此，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势在必行。

系统筹划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正处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应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加强顶层规划和制度建设，做好发展战略选择、优势学科布局、科技成果转化，开展有组织、建制化的科学研究，深化用户全过程参与和高水平国际合作。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应面向科技前沿和国家需求布局设施建设项目。全球科技发展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战略必争领域，主动设计和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超前预研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划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最终形成规划。

二是应由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投入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大科学装置等科技基础设施是大国重器，具有公共性。急需将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运营管理资金和后期维修服务基金纳入国家财政一揽子计划统筹考虑，建立完善的资金保障制度。

三是应尽快组织研究和建立科技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全国数十个大科学装置等基础设施，亟待在管理主体、领导体制、管理制度、管理人员配置、薪酬待遇、共享使用机制、国际合作、联合申报科研攻关项目等方面建立起管理制度体系，根据基础设施类别构建分类共享模式和管理绩效考评机制。既要保证基础设施有效管理，更要保证对国内外开放共享。尽快在国际合作方面建立管理流程和办法，吸引国际伙伴加入。

四是应加快着手筹划科技基础设施重要设备和仪器的攻关开发。实验设备和仪器仪表属于前沿性高科技产品，尤其是面向未来科技发展的科研仪器仪表和实验设备，具有明显的前沿性和高技术含量，为此应将科研仪器仪表和实验设备列入“五基工程”，加快组织力量研发攻关，确保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所需。为应对前沿性科研设备仪器短缺，采购困难等问题，更要超前筹划立项攻关研发。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