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科研工作打交道的60多年中，我逐渐明白：科学源于实践，离开实践将一事无成，想做点事就应到生产第一线去。

1963年，我从四川石油学院（现西南石油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出了决定一生命运的关键一步。

那个时候，我国已经把贫油国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了。我们知道，中国有石油，但难在挖出来。石油工业遇到生产部门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就需要高校派出一些教师到现场协助油田攻关。

当时，国家决定在四川中部打一口7000米的超深井，这是只有美、苏等大国才掌握的技术，仅凭国内已有技术根本无法实现。承担此项任务的四川石油管理局，向四川石油学院求援。

可在当时，学校也没有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老师，更没有专业机构。学校决定从化学教研室抽调老师去支援。这是一个谁都没有把握的任务，报名者很少。我一直认为，科研工作就应该服务于行业发展，遇上这么一个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我主动报名，卷上铺盖，来到了钻井工地。

我虽然毕业于石油学校，但学的是基础理论，对石油工程了解不多，对油田实际生产技术知之更少，除教了两年化学和自学了几本书外，没什么可谈的经历和专长。我从零开始，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一点有意义的工作。

六七千米深的地下，温度极高，普通的钻井泥浆在高温下就会失去作用，高温泥浆技术是决定钻超深井成败的关键技术之一。钻井泥浆又叫钻井液，在钻井的过程中有清洁井底、携带岩屑，冷却和润滑钻头及钻柱，平衡井壁岩石侧压力等重要功能。同时，四川是以碳酸岩沉积为主的气区，成岩存在着各种可溶性盐类固体或者流体，造成井壁不稳定并形成复杂的压力系统，钻井泥浆需要经受得住这种压力系统的喷、漏、卡、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高温泥浆研究工作从零开始，难度极大，但也给我们留下十分广阔的空间，让我们去设想、发明和创造，从而建立起适应我国超深井钻井需要的高温泥浆体系及应用技术。

我是技术负责人，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我都抢着干，吃住都和井场同事在一起，夜晚翻译外文，查找资料，研究配方，白天和工人一起劳动。大家相处非常融洽，彼此都很尊重。

高温泥浆的抗温、抗盐、降粘、降失水等每一项指标都要达标，其中最难攻克的是地下不可预估的高温。抗高温当时在国外都还是新兴技术，虽有成功案例，但还没有形成成熟理论。国外的研究思路是“抗”，不断在泥浆中添加降温处理剂，但温度继续升高时，降温处理剂就无法起效了。

在一线实践的好处，就在于可以现场试验。我们开展降温处理剂试验，希望实现抗高温效果，却发现这是一个无底洞，我们永远不知道将面对多高的温度。这条路行不通，我们开始换思路去解决问题。

既然高温难“抗”，那我们就“利用”高温，用高温改善泥浆的性能，控制和增强其热稳定性，这样就能做到井越深、温度越高、作用时间越长，泥浆性能越好。利用矛盾解决矛盾，这才是“天机”所在。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反复试验，终于成功研制了适用于钻探超深井的高温泥浆。

1976年2月27日，我国第一口超深井“龙女寺基准井”成功完钻，井深6011.6米！那时候很多专家都为之惊异：这是奇迹！我收获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和自信。

必须说，在一线搞科研是十分辛苦的。特别是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实验室、仪器、设备、药品试剂、中试所需生产装置、原辅材料，无一不是我们自己去找寻、去解决。我曾发誓：“这项工作只此一回，坚决不干第二次，但这次必须干好！”

第一口超深井开钻成功以后，我又主动请缨，继续留下攻关，担任我国另一口7000米超深井——“老关庙基准井”泥浆攻关组的主要技术工作。

我与攻关小组不断摸索，反复改进，创造了“三磺”泥浆。1977年12月4日，“老关庙基准井”顺利完钻，井深7158米。这口井在深井钻井技术、泥浆技术、固井技术、事故复杂情况预防与处理等诸多方面都积累了经验，把我国深井钻井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标志着中国跃入了世界钻井技术先进行列。

“老关庙基准井”完钻后，我回到学校继续研究泥浆。到1985年，利用井下高温改善泥浆性能的新型超深井抗高温泥浆体系建立，实现了“井越深温度越高、作用时间越长，性能越好，工艺越简单，成本越低”，其基本理论、概念和实验方法完全不同于国外，引领我国深井钻井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

后来，我经常深入到油气一线现场搞科研、做学问，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泥浆攻关、聚合物攻关、井喷抢险等工作。可以说，中国凡是有油气的地方，都有我的足迹。扎根一线的好处在于，研究的问题来自生产现场，设想可以立即试验，成果可以直接转化。这是一种正向积极的工作模式，让科研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生产工作也因此受益。我们的工作既能帮助油田解决实际问题，也可以在实践中验证研究是否有价值。这样良性互动的模式让我们很有干劲。

解决油气一线的技术难题，是石油科研人员永恒的主题，实践创新是解决这些难题最好的手段和途径。新时代为年轻的科技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极好的机遇，希望大家都在科研道路上尽情施展拳脚，大有作为。

（作者：罗平亚，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本报记者李晓东、周洪双，本报通讯员王天崇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