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旗帜和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改革的尝试。其核心要义是利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其中“丝路精神”指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和迷茫区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改革世界经济治理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机制改革的一面旗帜，为 21 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新的哲学思维，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一带一路”建设是新时期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旗帜和主要载体，也是我国推动世界经济治理改革的尝试。该战略源自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提出的两个倡议：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总书记提出与中亚国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总书记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在 2013 年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一带一路”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特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5 年3月28日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经过国务院授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共同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2016 年 8月17日，中央召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八个推进”，并强调以“钉钉子”的精神把“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一步一步推向前进。

三年多来，“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在国际上产生着愈来愈广泛的影响。不但沿线国家普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而且一些处于观望或视而不见的发达国家也已开始重新审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并计划撕毁多边贸易协定，使经济全球化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趋势。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必将承担更为重要的历史责任，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以及推动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本文将分析“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背景，讨论经济全球化的机制与局限性，并从推动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的角度来探讨“一带一路”建设的内涵，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将为 21 世纪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新的哲学思维，为当前低迷的世界经济亮起一盏航灯。

1 “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背景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统筹国内外形势变化制定的长远、重大战略，是我国发展到特定阶段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总体上看，无论是我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及其转型升级的需要，还是当前世界格局和世界形势对我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需要，都要求我国必须及时转变观念，更多地从全球视野去思考问题、谋划资源配置。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设世界强国，实现“中国梦”；也才能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近 40 年来，全球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其驱动力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看似包罗万象，但其核心现象是在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为一个紧密的社会经济空间，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愈来愈强。其突出特征是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具体表现是全球贸易增长快于生产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快于贸易增长、跨国公司数量和势力不断上升、生产方式转变（特别是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导致了紧密的全球生产网络等。从结果看，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曾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1970—2010 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 3.16%，总规模增长了 3.47 倍。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加剧了世界各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其中大量发展中国家获益较少。在发达国家内部，大公司及其高管获益最多，基层民众获益少。这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社会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根据扶贫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的研究，2016 年占全球总人数1%的富人群体所拥有的财富超过其余 99% 全球人口财富的总和。因此，如何在推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与此同时，借助全球化的力量，近 40 年我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高速经济增长，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图 1）。1978 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份额只有1.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9%），出口额占世界的比重不到 1.5%；2015 年，两个数字分别已上升到 1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20%）和13.8%。相应地，2010 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5 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同时，我国还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 24%。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保持在 30% 左右。如此庞大的经济体（2016 年为 11万亿美元）必然是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伴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新政”落地，国内外不少媒体纷纷炒作“中国领导世界”“中国引领全球化”等话题。但是，在当今世界格局下，我国如何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承担好应该承担的世界责任，是需要仔细研究和妥善处理的，也是需要创新理念和实施平台的。

尽管当前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仍处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之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世界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百年尺度看，近 40 年我国的经济崛起是 100 年来世界经济格局最大的变化，也是 300 年来世界格局变化中屈指可数的重大事件。根据经合组织原首席经济学家麦迪逊的估算，18 世纪初我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接近 1/3，在新中国成立之时该比重降至 4.6%，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初也只有 4.9%（图 2）。经过近 40 年的奋斗，按麦迪逊的计算方法，我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升至 20% 左右。以重回世界强国作为参照系，我国当前的位置犹如爬山到半山腰。一方面，每向上一步都是艰难的，容不得懈怠；另一方面，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放眼世界。

此外，经过近 40 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经济体系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首先，我国为取得的经济增长成就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大气污染（特别是雾霾）、水体污染、土壤污染、湿地消失、草原退化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一个资源环境可持续的经济体系刻不容缓。其次，从经济系统看，我国进入了“新常态”，需要从要素高投入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向依靠创新活动、更加重视国内消费拉动的多元化发展模式。无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都意味着经济活动的空间重组，特别是全球尺度的空间重组。也就是说，我国转变发展方式，需要从全球尺度去谋划、在全球尺度上去配置资源才能实现。事实上，这种空间重组已经拉开了序幕。2006 —2016 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从数十亿美元迅速攀升至 1 700 多亿美元（不含金融类投资）。保障我国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利益，并让我国的资本全球化惠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合作共赢，需要一个全新的国家战略，一个面向全球的国家战略。

2 经济全球化的机制与局限性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产生的。正确理解该倡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需要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及其局限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是制度、经济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下出现的一个历史现象，其中既包含有客观的动力也涉及到制度因素。从客观动力来看，一方面，资本积累具有无休止的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的内在需求；另一方面，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让零部件“外包”日趋流行，这使得世界很多地区被紧密的供应链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全球生产网络。此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让跨越空间组织经济活动的成本大幅度下降，产生了所谓的“时空压缩”。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创造了可能性，决定性因素是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相信”自由贸易是有利的，纷纷拥抱了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当然，这种将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区分为客观和主观的看法，源自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即人类不是“经济动物”，有意愿也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需求与欲望。

尽管“经济全球化”这个术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才开始被广泛地使用，但经济全球扩张的进程却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第一次高潮出现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期，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殖民背景下的贸易扩张。当时，以英、法为代表的发达工业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殖民地国家降低甚至取消关税，将后者变成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形成了“核心-边缘”国际分工。此时的所谓“自由贸易”是建立在殖民主义基础上的不平等贸易。第二次高潮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初，其主要形式为技术进步推动的资本全球扩张。一方面，电力、通讯、交通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跨越空间的成本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催生了垄断资本主义。其结果是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例如，1900—1914 年，世界对外投资总额几乎翻了一番，达到 430 亿美元。然而，这一时期资本的全球扩张仍然具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不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戛然而止。

“二战”后世界迎来了第三次经济全球扩张的高潮，其特征是美国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和国际机构，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及其形成的汇率机制和自由贸易机制。尽管战后殖民地体系逐步瓦解，但历史上形成的“核心-边缘”模式仍然发挥作用，不平等的分工未能改变。在战后繁荣期，西方主要国家采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认为政府管制和干预主义措施是必要的。同时，由于当时这些国家经济繁荣，资本积累压力不大，流向海外的内在动力小。再加上“冷战”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扩张中贸易的成分远大于资本扩张，因而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结束了战后繁荣期，出现了严重的“滞涨”问题。为了摆脱危机，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纷纷抛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拥抱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采取措施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开始大规模流向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彼得·迪肯称之为“全球产业转移”的现象。特别是，90 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此同时，经济危机迫使西方企业不断调整生产方式，从过去的垂直一体化、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方式，转向零部件“外包”、灵活生产的后福特主义方式。这使得供应链逐渐拉长，零部件生产的地区专业化分工愈来愈明显，带来了供应链贸易的大幅增长。例如，尽管产业集群日趋流行，但当前东亚内部贸易中 70% 以上是中间产品的贸易。因此，发达国家大规模对外投资、生产方式的转变、信息技术的进步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流行，共同推动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愈来愈紧密的社会经济空间。这便是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历史现象，也是经济全球扩张的第四次高潮。

纵观历史进程，资本空间扩张的本性是经济全球扩张的根本动力，技术进步是“催化剂”，而国家管制和干预则是“闸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彩地论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会产生过度积累的压力，从而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而他也曾指出，技术进步和空间转移可以延缓经济危机的发生。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解释资本积累地理机制的学说，其核心概念就是资本的“空间出路”。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离开空间扩张和空间重组难以维系，需要不断寻求“空间出路”，而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为资本空间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降低了其空间位移的成本。因此，无休止的运动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资本积累“空间出路”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完美结合，拉开了资本在全球尺度上进行大规模空间扩张的序幕，催生了经济全球化的出现。

由此可见，过去 30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是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当时遇到的“滞涨”问题而打造的一套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其根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推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发达国家不但认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最佳”发展道路，这就是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种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的“华盛顿共识”正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产物，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陷入多年的经济衰退。在这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贸易可以让各国实现均衡发展，而现实却大相径庭（至少在很多空间尺度上如此）。事实上，早在 19 世纪中叶，英国在废除本国的“谷物法案”后就鼓动西欧国家实施完全自由贸易，而仅仅 20 多年之后其他国家便感觉到利益受损，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另外，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的理论是基于平均个体认识论的，社会基层很容易被“平均”。这正是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其基层民众利益受损的重要原因。

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套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资本和大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而社会特别是基层民众付出了巨大代价，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劳动力难以自由流动的内在矛盾，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个导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过程。任由这套机制主宰世界经济治理，全球社会矛盾将日益突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难以实现。事实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显示出世界存在改革经济全球化机制的巨大需求。

3 “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包容性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严峻的社会问题。近期，美国退出 TPP 并计划撕毁多边贸易协定，使经济全球化似乎出现倒退趋势。但是，现代生产方式、全球生产网络和现代通信技术已经把世界上很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已经不可能退回到完全的孤立主义和封闭时代。因此，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世界需要的是改革经济全球化的机制，而不是推倒重来。

不难观察到，当今世界回荡着谋求改革的声音，而改革尤其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模式。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拥有成功发展经验的大国，我国应该为经济全球化改革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从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来看，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模式，需要顾及社会基层的利益，需要让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延伸至更多的地区，需要让经济增长惠及更多的民众。而过去 30 多年的实践证明，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很难实现这样的目标。因此，既要继承经济全球化有益的一面，也要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讲，应该摈弃新自由主义思维，树立起“包容性全球化”的旗帜。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涵和精髓；“一带一路”将成为引领包容性全球化的一面旗帜。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建“一带一路”就是用“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所谓“丝路精神”指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秉承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其实正是“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道路的重要尝试。

“一带一路”建设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倡议，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来理解。首先，应重视政府的作用，特别是在维系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依赖市场机制解决所有问题；其次，推崇发展道路选择的多样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只推广一条道路，即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探索适宜的发展道路；第三，强调国家之间发展战略的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这并非仅仅满足资本“信马由缰”的空间扩张需要，将让更多地区受益；第四，坚持“开放包容”和“平等互利”的理念，突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把寻找发展的最大公约数放在首位，谋求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第五，遵循“和而不同”的观念，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求繁荣、共享和平。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维，这就是包容性全球化。从历史趋势看，包容性全球化可以视为经济全球化的 2.0 版本，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或许这就是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新的治理模式。

4 结论

世界在经历 200 多年的经济全球扩张后，在制度、经济和技术因素共同作用下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而经济全球化在 30 多年后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当前，关于经济全球化的争论很多，既有坚定的拥趸者，也有尖锐的批判者。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国内外很多学者和媒体呼吁我国去引领全球化。这种呼声从大方向看是正确的，但是我国不能原封不动地去推动全球化的老路。首先，不能忽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其次，我国获益于经济全球化是因为我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将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搬西方发展模式。继续推动主要满足资本空间扩张需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仅不利于全球可持续发展，也与我国的社会制度不相容。因此，我国应该用自己的发展经验去引领经济全球化机制的改革，为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向世界展示了全新的合作理念和合作模式。其精髓是“丝路精神”与全球化的有机结合，其内涵是包容性全球化。三年多前，当我国提出并开始“一带一路”建设之时，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全球化形势会如此急转直下。当时，我国只是想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为全球经济治理“添砖加瓦”。现在经济全球化进入“十字路口”和迷茫区，这在客观上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世界各国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机制改革的一面旗帜，将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刘卫东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所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特聘研究员（核心骨干），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2011年杰青获得者。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理事、中国分会理事长等。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近三年来主要从事“一带一路”战略研究。已发表论文200 余篇，其中 SCI/SSCI 收录论文 50 篇；牵头出版著作 15 部。曾获中科院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等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