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整合多方力量，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将国家战略需求与企业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雄心壮志、科学家探索未知前沿的钻研精神实现有机融合，通过不懈努力，争取使我国成为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未来产业、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保障经济安全等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依从科技创新规律

关键核心技术对产业的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在产业技术生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影响着一段时期相关领域科技创新整体的走势。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强国几乎都是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的群体性重大突破来实现赶超的，如蒸汽机（英国）、内燃机（德国、美国）、半导体（美国、日本）等。其间，关键核心技术的孕育形成与发展嬗变，无不依从和呈现着科技创新规律。

关键核心技术的孕育形成，需要有包含大量缄默知识在内的知识库作为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绝非凭空产生，是过往知识累积的结果，但又非简单延续，是不同知识和技术的全新组合与创生，体现出颠覆性，其间存在着大量缄默知识。现实中，一名专业博士从毕业到独当一面核心技术团队负责人，常常要在研发第一线经历10—15年以上的打磨。

关键核心技术的发展成熟，遵循“幂指律”进而形成强大的应用生态系统为依托。幂指律是科技创新基本规律，摩尔定律就是幂指律的一种。关键核心技术一旦进入快速扩张通道，带动并与基础技术、配套技术、外围技术、商业模式、价值网络等形成强大的应用生态系统，产业竞争“技术轨道”和产业创新“主航道”被确立，从而呈现出极强的“头部效应”，强者恒强的局面很难再被打破。

关键核心技术的迭代嬗变，存在着技术改进、模式试错与社会需要、市场需求之间持续互动升级的“红桃皇后”效应。关键核心技术的开发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主导国家和企业都在拼命持续改进中不断延展其生命周期，提升技术能级，拓展市场空间。创新经济学家引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红桃皇后”所说“你必须以双倍速度，才能脱离原地”的话语，来形容这种尽管存在寡头垄断，但依然面临开放创新、持续试错的竞争威胁的情形。

关键核心技术的追赶超越，需要充分发挥两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现代经济体制发展史已经清晰地勾画出实现赶超的两种重要体制——“汉密尔顿式”的国家支持与政府干预和“钱德勒式”的大公司职业化管理。前者可溯源于美国建国初期，后经德国李斯特总结提炼、日本韩国等进一步应用发展，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了必要的“组织资本”；后者通过大企业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源配置，有效降低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交易成本”。韩国DRAM行业花了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了对美日半导体产业的赶超，堪称国家和企业协作攻关的一个典型案例。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关键瓶颈障碍

一是知识累积的临界阈值。尤其是缄默知识的累积、传递与聚合，往往是追赶国家面临的首要障碍。我国科研资源依然存在的条块分割现象，不利于知识在自由流动中高效累积。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支撑引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源创新”不够。据估计，今天一部手机所蕴含的知识，包含了至少17位诺奖得主的重要贡献。

二是技术轨道的选择变更。在关键核心技术的“主航道”中，追赶国家往往不具优势，快速的市场迭代，更可能让追赶国家陷入“技术追赶陷阱”。放弃“主航道”，可能会面临更大风险。比如硅基半导体发展已渐触“天花板”，是“延续摩尔”还是“超越摩尔”成为现实问题。如何实施“市场育技术”战略，调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充分试错，是一项紧迫的挑战。

三是资源配置的动态优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既需要举国体制，更需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还需要注重以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配置方式，吸引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除了财税支持，科技金融将是重要的配置方式。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崛起，正得益于风险投资这一新兴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发展。

四是科研组织的改革创新。科研组织是科研生产力的微观组织基础，是将创新要素有效投入到创新活动过程中的关键性机制。从国家到行业和企业，每一次关键核心技术的赶超，都有科研组织和资源配置创新的背影。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不够，新型科研组织发育不充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责任传导、信息分享、利益分配等机制不顺畅，科研组织效能有待提升。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举措建议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关键在人、核心在机制。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首要树立必胜信念，把准攻关方向；过程中努力提升自主知识累积水平，推动技术轨道“跃迁”和市场迭代，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科研组织模式；在积极参与全球创新治理过程中，实现相关产业和领域基于“正和”博弈之上的共赢发展。

一是强化创新自信，营造开放创新文化，养育优良创新生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有信心、决心和恒心，科研选题思路要从对标型、跟随性转向引领性和愿景型，包容非共识选题，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支持和促进多学科、跨行业的交流汇聚，促进能够影响甚至引领全球科研话题的科技期刊、学术活动、科研社区等的发展。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强化应用导向和可交付意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优良科研与创新文化氛围。

二是应用战略工具，选准研发攻关方向，实现动态优化布局。国际经验表明，应用多种战略工具组合形成的科技创新管理“闭环”，是科学、有效、可靠的攻关策略。要注重应用引领性技术预见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应用愿景型科技规划展开项目布局，应用战略性技术路线图搜寻最优攻关路径，应用产业竞争地图打造自主产业生态系统，应用第三方前中后科学计量评估建构起及时动态的反馈机制。

三是汇聚全球智慧，激发人才创造激情，打造一流成才环境。加快形成充分激发人才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机制环境。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打造一流科研平台，汇聚全球优秀人才。深化人事与薪酬体制改革，尽快落实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赋予科研团队充分自主权，真正实现让科研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深入推进人才评价的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形成符合知识自由流动要求的、更加灵活开放的人才双向多维流动机制。

四是加强基础研究，提升知识累积水平，夯实科学知识基础。以税收减免或抵免方式，鼓励企业和社会资金资助基础研究，多途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超前部署基础研究任务，解决因基础研究周期长而导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延滞的“时间错配”问题。引导自由探索与问题导向研究相结合，促进“波尔象限”和“巴斯德象限”的融通发展。完善国家科技资源库等知识基础设施，优化各类科研平台开放共享制度。通过财税支持、创新订购、科技金融等，打造一批尖端科学仪器、科研装备制造企业。

五是搜寻技术轨道，开创全新领先市场，努力掌控迭代步伐。克里斯坦森所谓的“战略真空”和“零消费”市场，正是关键核心技术迭代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切入点。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半导体技术实现后来居上的战略目标，关键就在于选择进入那些周期短的技术轨道，以“双倍速度”迭代实现了赶超。在符合WTO规则背景下，鼓励和支持大企业协同高校、院所、中小企业和服务组织等实施应用交付导向的协同创新，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以统一大市场来落实和优化首台套、首批次创新采购政策。贯彻5G、人工智能、智能电网等为新基础设施的政策理念，加大相关领域投资力度，促进应用场景落地，实现自主技术与市场互动升级。

六是创新科研组织，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形成高效攻关体制。注重“揭榜挂帅”、众包众筹等方式的充分应用，赋予新型研发组织更大发展空间，促进科研竞赛、技术竞争和团队竞合。加快形成使命导向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建构起引领未来的新型举国体制，将兴趣导向的前沿科学探索和愿景导向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结起来。着眼于安全和发展双重目标，不断提升军民融合促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撑力度。加快培育、广泛发掘和放手使用组织型人才，在重大攻关任务中探索“项目官员”制度，提升科研管理效能。

七是促进包容共享，参与全球创新治理，强化创新伙伴关系。工业革命以来主要国家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历史表明了，这种全球范围内的竞合不是“零和博弈”。随着技术迭代升级，行业知识库被扩充，技术轨道被刷新，所有参与者都将受益，具有明显的“正和博弈”效应。要充分利用多边合作机制和多种合作渠道，积极利用国际创新资源，精准选择合作领域，深化研发责任共担、创新利益分享的伙伴关系。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整合多方力量，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将国家战略需求与企业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雄心壮志、科学家探索未知前沿的钻研精神实现有机融合，通过不懈努力，争取使我国成为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策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