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创新实力不断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创新被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其对综合国力提升的支撑作用前所未有。

自今日起，本报开设“创新论坛”专版，邀请专家学者，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从机制、人才、资源、环境、要素等多角度深入探讨，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进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言献策。——编者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性低迷，全球经济格局、经贸环境、产业转移、风险特征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进入到一个拥有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治理结构等多重结构的“重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转型阵痛和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冲突加剧，背后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针对这些矛盾及其影响，需要把握经济与技术变革的周期性规律，深入推进以创新为核心的结构性改革及加强全球协同创新治理，深化改革和实现高水平开放，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结构性矛盾导致世界经济增长低迷

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实际上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导致的。

一是经济全球化遭受冲击，经济合作机制难以形成。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的大变局，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粹主义不断抬头。据统计，过去十年，全球二十大经济体总共实施了超过9000项贸易限制及保护措施。一些国家以各种形式限制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阻碍国际创新合作进程。

二是新技术进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渠道受到阻碍，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动力不足。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但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限制了科技、人才、资本等要素的跨境流动，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对创新资源的垄断，使新技术革命成果的扩散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改造的步伐变得迟缓。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接近零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新技术进步的功能和效率未能充分发挥。

三是传统全球治理体制不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同时未来改革方向缺少共识和一致行动。随着国际经济和贸易投资格局的变化，全球治理在推进政策措施落实的有效性和适应形势变化的创新性等方面的不足更为凸显。各方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全球经济治理体制正面临理念、规则和机构等各个层面的深刻变革，各国围绕全球化收益分配、技术和新兴产业以及国际规则等的竞争将导致国际间的政策摩擦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

四是贸易保护主义下全球供应链的重构和升级。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日益成为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供应链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显著标志之一。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正在颠覆全球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体系，带来变革，全球供应链将重新配置和架构，而且供应链厂商将更强、更弹性。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也在推动全球供应链的变革发展，如IT革命就催生了综合物流革命和全球供应链管理。

全球周期下行阶段各类矛盾凸显

全球进入周期下行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各类结构性矛盾凸显。

首先，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处于经济长波周期的下行阶段和动能转换的换挡期。在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等主导技术全面扩散融合发展的带动下，经济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世界经济复苏深层次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正处在动能转换的换挡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虽然新的增长动能正在逐步集聚，但世界经济仍然未能开辟出一条新路。

其次，经济长波周期下行阶段是经济结构改造的阶段，经济增速很可能将呈现一种长期低迷状态。解决周期下行阶段凸显的各类矛盾，确保下行阶段平稳发展，需要在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重点鼓励扩散类技术创新，帮助传统部门加快改造，降低新旧动能转换的成本。科技创新是引领经济增长周期的核心动力，越是在经济增长低迷或波动时期越是要坚持创新。在周期下行阶段的国际竞争中，比的就是哪个国家结构改革的政治决心更大，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措施更有力，破除制度和结构刚性更得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更顺利，从而为迎接下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周期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最后，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各经济体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尤其是提高生产率增速。各国所展开的不仅是短期全球化收益分配的竞争，更看重的是具有长期导向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治理规则的竞争。结构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和解决就业将是需要长期关注的主要矛盾和重大课题，常常也伴随着国际政治关系、国际规则的调整和重构，以及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

以科技创新引领深化结构性改革

为应对各类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我们需要结合世界经济周期特性实际情况来应对。

第一，以科技创新进一步引领深化结构性改革。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值经济长波周期下行阶段开始的技术扩散窗口期。建议在全面总结三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把握住这一窗口期机遇，紧密围绕科技创新和新技术经济范式发展不断丰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将改革重点及时转向培育经济新动能上来，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二，为新动能成长创造空间环境。从经济增长来看，新旧部门的成长和替代构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进程。从新旧动能转换来看，科技创新始终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引领经济增长周期的核心动力。培育新动能，应满足周期下行阶段应用新技术改造整个经济系统的要求，扩大新技术、新产业、新服务供给。

一是加大新技术供给。通过强化国家科技资源配置，加大重点产业薄弱环节的技术供给，提供有效的基础性技术保障。二是着力打造新兴产业和业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扩大新服务。转变传统政府服务模式，创新和优化服务方式，加强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供给。

第三，建设支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基础设施。我国新时期投资的策略应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需求，紧紧围绕信息技术向传统部门扩散转移和经济系统全面创新改造的需要，适度超前部署，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拉动和培育新动能。

一是提前谋划布局数字基础设施，强化数字技术与新材料、新工艺的结合，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二是加大新技术应用的替代型基础设施建设，如充电站、分布式能源以及半导体照明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大力发展新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着眼未来构建新型现代化通用基础设施，推进建设智慧城市和移动智能社会。四是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科学前沿、解决国家战略需求和国家安全重大科技问题提供物质技术基础。

第四、加强全球协同创新治理。面对世界经济进入周期下行阶段凸显的各类结构性矛盾，我国应加强全球协同创新与治理，与各国共同构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和新型全球化秩序，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谈判，降低大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壁垒，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协同推进新的技术进步范式，协同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增强国内创新政策与国际竞争规则及主要国家间的制度协调性，促进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全球创新治理体系变革和模式创新，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力争为国内发展赢得更长战略机遇期和有利的外部环境。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综合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