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回顾昨天，我国的生态建设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认真审视并从中得到经验与启示。

生态建设的历史回顾

一是生态建设启蒙认识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生态建设的思想在生态破坏中开始启蒙。1972年我国首次在国际上参加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人类环境大会，1973年我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管理纳入政府职能，标志着我国环境管理事业的起步，生态建设逐渐从启蒙思想层面发展到社会实践层面。

二是生态建设启动实施阶段（1978-2000年）。新中国第一个重点生态建设工程是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因规模宏大，与美国的“罗斯福大草原林业工程”、苏联的“斯大林再造大自然计划”、北非五国的“绿色坝工程”共同被誉为20世纪世界四大生态工程。此后，我国大量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启动实施。例如，平原绿化工程（1988年）、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1988年）、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程（1989年）、天然林保护工程（1998年）相继启动。这些工程对防治沙尘暴、减少水土流失、保障农业收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是生态建设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这个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生态建设的战略地位不断加强。二是生态工程持续深化实施。生态工程的规模和资金投入都不断增加，除了延续20世纪实施的国家生态工程，还先后开启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国家公园试点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推动我国生态建设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生态建设的辉煌成就

近40年来，我国的生态建设在生态恢复、经济发展和观念转变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退化土地得到治理，林草植被逐渐恢复；农牧民收入不断提高，脱贫攻坚任务逐步完成；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基本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森林面积仅为828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8.6%。1977-1981年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显示，全国森林面积扩大到11527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2%。2000年，全国森林面积达1589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6.55%。2018年，全国森林面积达到220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22.96%，人工林保存面积6933万公顷，居世界首位，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27%。

我国草原面积大约有4亿亩，但退化程度比较严重。近10年来草原生态总体改善，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连续五年上涨，从2014年的53.6%上升到了2018年的55.7%，通过长期草原治理，有望在2025年扭转草原持续退化的局面。

水土流失面积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367万平方公里，逐渐下降到2018年的274万平方公里。荒漠化面积从1999年的267.42万平方公里，逐渐下降到2014年的261.16万平方公里。

生态建设，尤其是国家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也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产值大幅增加。以恢复森林为主的山区除了发展起木材加工业，还培育了林下种养殖、生态旅游等林副业。以恢复草原为主的牧区积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采用舍饲圈养，优化畜群结构，改良牲畜品种，走向了集约的畜牧业发展方式。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升级，农民收入大大提高。

国家生态建设工程区基本都位于“老少边穷”地区，工程的实施对这些地区的百姓脱贫致富具有更特殊的意义。通过林业生态工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原来的种植业转移到林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外出务工），转移到工程自身建设用工上，这些转移有力地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推动了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21世纪以来，在深刻认识到长期生态破坏带来的严峻问题后，生态保护力度逐步加强，生态治理开始从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防控，新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出。如今，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发展观念。

生态建设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历程总结出了一个根本道理：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必须要转变自然伦理观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从源头上减少生态破坏。生态建设既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的关系，更要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片面地追求生态保护，忽略当地经济民生，更不能以经济效益为先，忽略生态保护的首要位置，要通过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双赢。

生态建设一定要遵循自然科学规律。国家重点生态工程规划一定要以工程区实际生态状况为基础，避免脱离实际盲目提高生态建设目标，比如西北干旱地区制定一个什么样的预期森林覆盖率才是既满足人民期望又符合当地生态实际的。同时，要建立起科学的生态工程启动、调整和退出机制。针对生态工程实施中出现的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要通过动态评估和管理，及时调整政策。要根据上一时期生态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下一时期的政策。比如我国北方草原的禁牧政策，在初期对恢复草原植被治理草原退化具有显著效果。实施禁牧政策后草场植被的数量、高度、密度同禁牧前相比大幅提高。但生态学家的定位观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围封的草地会出现新的退化现象，大多数草地区域围封6-10年后出现土壤固碳速率和物种多样性下降的情况。此外，长期禁牧还可能会导致局部区域火灾风险的增加。应该在科学评价草原利用与禁牧成效基础上，划定核心禁牧区、生态恢复区和适度利用区，分区而治、梯度利用，实现草原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