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以来，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不断在国内外蔓延，造成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到3月11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新冠肺炎疫情已具有大流行的特征。由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引发的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已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事件。

伴随疫情不断发展的，除了包括广大科研人员和医护工作者在内的各行各业的持续努力，还有各种谣言和阴谋论的满天飞。2020年2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向各类造成恐慌、阻碍抗疫工作的假消息开炮，认为当前“我们抗击的不止是流行病疫情，我们还在抗击一场信息疫情（infodemic）”。10天之后，一封由来自美、德、英、澳、荷兰等全球多国著名科研单位的27位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联名签署的信发表在《柳叶刀》杂志。这封信除了称赞中国的科研人员和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更谴责随着疫情产生的部分谣言和错误信息（尤其是阴谋论），呼吁各国科研工作者支持中国同行。

为什么科学还在“穿鞋”，谣言就已跑遍全世界？

从当代科学技术自身的特点来看，由于强调用证据说话的经验科学范式与日常生活话语范式存在差异，谣言是无法消除、无孔不入的。

众所周知，对经验和实验操作的重视让近代科学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然而，人们对于何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素来观点不一。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性是最广为接受的标准。所谓可证伪性，即一个理论只有是可以被经验证伪或反驳时，才是科学理论。这样的理论即使永远没有被经验证伪，也必须存在被经验证伪的可能。所谓科学事业，就是一个不断地猜想和反驳的过程。科学家们大胆地提出理论，再有意识的、审慎地搜寻论据，试图发现其中的错误。如果暂时没能发现错误或证伪，就试探地加以接受，待今后去证伪。如此，一切科学研究的结果都只是暂时掌握的证据和数据下得出的结论。随着新的证据和数据不断更新，科学的结论就会发生改变。不存在永远正确的科学理论。

但是，在普通公众的认知中，“科学”往往等同于“真理”，“科学的”就是“正确的”。所以，科学家们在回答诸如“什么是安全的”“造成某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等公众关切时，是以“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目前的证据显示……”这样的严谨话语来回应的。在不明就里的普通公众看来，科学家的这种回答似乎是在回避问题，支支吾吾，没有一个“准信儿”。而当此前的科学结论发生改变时，普通公众又会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认为科学家说话“不靠谱”。相比科学语言的审慎乃至晦涩，谣言的风格则简单直白。在权威信息获取不充分的情况下，那些简单直白的谣言可以缓解普通公众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时的无力感、焦虑感和恐惧感，更何况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造谣者借助互联网大肆鼓动。普通公众就容易对谣言“宁可信其有”，把自身的不良感受转化成对科学家的攻击，甚至引发各种阴谋论。总之，科学本身的话语范式与日常生活的话语范式的差异，导致了科学总是难以战胜谣言。

为什么科学家成了谣言和阴谋论的靶子？

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缺失。

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科学技术在认识和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取得的连续胜利，让科学技术知识成为了破解人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利器，也让科学技术拥有了其他人类认知方式难以匹敌的权威性。科学技术专业知识成了人们社会决策制定中的关键构成和基础。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向社会深入推进，在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出乎意料的后果与风险面前，科学越发显得无法提供确定性，还不断挑战着人类既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普通公众对高新科技普遍感到陌生，在自身关切没有得到恰当关注时，难免会对科学产生怀疑、忧虑甚至恐惧之心。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实验室、企业研发中心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涌现，科学和产业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已经没有了清晰边界，商业利益也深刻渗入到了科学研究之中。科学技术研究过程已经无可避免地与各种社会因素和价值打交道了。这与普通公众心目中那种独立自主、不受社会利益或者价值选择干扰而生产“客观”知识的情形，似乎是相当的不协调。所以，一旦科学界对某一问题存在不同观点和争议时，普通公众往往一时间无所适从，不知该相信谁。此时，若科学界又曝出学术不端行为，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度就会显著下降，谣言也就会乘虚而入。

科学如何与谣言赛跑？

如果说，在当今社会，谣言和科学如影随形，无法避免。那么，科学应当如何与谣言赛跑呢？

首先，我们需要大力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根据2018年9月中国科协公布的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具备科学素养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8.47%。这意味着我国超过90%的人口并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我们亟须建立有针对性的科普平台，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向公众尤其是中小学生传播更加全面的科学形象，弘扬科学精神，让普通公众认识到：科学不代表正确，科学结论存在错误的可能性，科学的本质就是质疑和批判，崇尚科学不能变成迷信科学。

其次，鼓励科学共同体积极参与进来，承担起科学传播的责任。我们看到，从转基因技术到今天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系列引发公众关注的科学议题上，我国不少科学家还是习惯于在实验室里埋头做研究、写论文，不擅长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对于公众的关切更是要么没时间应对、要么不知道如何应对。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相关科学家和部门发布公告时往往采取谨慎的方式，只公布了科学研究结果，缺乏详细的解读和讨论。这就让一些科学素养不高的公众在理解时容易出现偏差，也给一些错误的解读和推测提供了空间。一定程度上，相关科学家和部门只是对自己研究结论的科学性负起了责任，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科学传播责任，没有按照公众的理解力回应其关切，从而导致了公众对科学家的误解。对此，我们需要从机制上鼓励科学家参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让科研人员真正有动力把科学传播放在重要位置上，并对科学家进行适当培训以提升其与公众沟通的技能。此外，科学家也可以加强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合作，更好地阐释与传播自己所做的研究。

最后，也是更根本的，我们需要改变当前不恰当的科研范式，让科学共同体开展负责任的研究。来自风险社会学和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表明，仅仅有科学知识甚至是更为广泛的科学素养的提升，尚不足以让公众建立起对科学以及科学共同体的信任。在风险沟通过程中，公众的信任感不仅来自于专业知识，也来自于认知动机。专业知识并不是决定谁最值得信任的决定因素。人们更愿意相信的，是他们认为心中装有自己最大利益的人。公众不信任科学家，并不是因为怀疑科学家的专业水平，而是怀疑科学家没有将公众利益置于心间。不难看到，此次疫情期间，那些本着公众根本利益敢于直言的科学家是备受推崇的；而那些可能为了谋求个人利益而急功近利的科学家，则往往是公众质疑的对象。需要指出的是，不顾公众利益、急功近利不能简单说是哪一个科学家自身的问题。在一个以论文论英雄、只强调竞争、不关心公益的科研氛围里，我们是很难在科学家和公众之间建立起信任与相互尊重的关系的。

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科技管理者已经看到了问题症结所在。近日，我国科技部不仅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还与教育部联合发文要求破除“唯论文”和“SCI至上”的人才评价导向，鼓励树立正确评价导向。虽然具体如何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还有待细化和讨论，但我们已经朝着“负责任的科技创新”又向前迈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