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招呼不一定通得过，不打招呼肯定通不过。”说起目前科技领域“打招呼”“走关系”之风，北京大学教授黄铁军颇有感触。像他一样，很多科技工作者时常在埋头科研的时候接到这样的“关系”电话，不堪其扰。

不过，令他高兴的是，今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了拒绝的依据。“再有了请托，回复‘19号令’。”

他所说的“19号令”，是指7月31日科技部正式公布的《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然而，该规定发布后，却在学术圈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的学者和黄铁军一样，认为今后“违规风险将大大提升”“力度很大”，也有学者认为“治标不治本”“流程上更加公开化，操作上更加隐蔽化”。那么，19号令究竟是科研乱象的解毒剂还是止痛药？8月9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于京举办的特别论坛上，来自学术界、产业界的院士专家们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讨论。

为何“违规”止不住

19号令首次明确了一系列有关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出现的违规类型和处理措施，适用的违规主体也从以往各类文件中的以科研人员为主扩展到了科技活动各环节的参与主体。此外，该规定还对各类违规主体的各种违规行为做出了详细界定，比如针对咨询评审专家的“打招呼”“走关系”请托等。

在解读这一规定出台的意义时，对国内学术界有深入了解的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晓东指出，目前“违规”的规模已经扩展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不“违规”就会受到不公平待遇。“现在打招呼已经等同于游说。”

而之所以如此，他认为主要有体制和文化两方面原因。就体制而言，科研资源的分配和各种奖项及人才计划紧密相关，获奖和科研项目关系到科研人员及单位的切身利益。从文化上来讲，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之间的交情和关系往往高于制度的规定。评估过程中必然产生不确定性、不严格性和不公平性。

“科研项目和经费只是工作的‘燃料’，不是结果。但我们太看重它们了，几乎成了科研的一切。这也许是‘违规’的一个原因。” 张晓东说。

而在黄铁军看来，科研不正之风的内在逻辑，归根结底是追逐名利，即破“四唯”“五唯”中的“唯”。追逐名利淹没了追求卓越，这与科研经费增长不无关系。

“经费猛于虎，管不好、用不好会反噬科研。”黄铁军指出，一个扭曲的逻辑是，项目和经费多等于科研能力强或水平高；为了拿更多项目或经费，“打招呼”和“走关系”猖獗。

“实际上，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科研能力强或者水平高等于产出高的同时使用的经费少。” 黄铁军强调。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自律的科技生态要在“他律”的监控下才能形成。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借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点明了19号令作为“规矩”的重要性。“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们也可以说，严明的纪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清晰的规矩是万万不能的。”

他认为，19号令增加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有了明文规定，托人打招呼的风气应当有所收敛，科技界的风气会进一步好转。

让获取科研项目和经费的门槛低些

如何彻底杜绝“违规”行为？张晓东为此提出了3个问题，即如何在评审中用制度将“人情”社会分离？如何让科研环境多一些安宁和自主，少一些不良行政干预？如何摆脱肤浅甚至误导的量化排名评估？他坦言，“解决这些问题有相当大的难度，我无法给出答案。”

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即考察研究和开发的影响力才是审评的关键。为此，他提议，应该让获取科研项目和经费的门槛低些，但要大大提高评价研究结果的标准，少一些人才计划和奖项，多一些时间做工作。与此同时，体制要引导科研人员做真正有影响的工作，因为真正的“智者”不是靠“违规”换来的。“学者应当是‘热爱真理的荣誉胜过热爱人的荣誉’。”

黄铁军则建议，科研项目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由探索项目和目标导向项目。自由探索项目立项时应自底向上，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方向和内容自定，支持有潜力的人才稳步发展，责任在学者。

而目标导向项目则是自顶向下，用好需求指挥棒，是否有价值，责任在提出方。对于这类项目，国家和行业应用的需求应该十分明确，攻关目标和验收指标具体，类似企业合同。评审时，应支持方案先进、基础好、经费需求少的团队，中标即担责。以指标完成情况定奖惩，未完成的收回部分或全部经费。

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科技人员着急的是在此形势下，科技界怎么卧薪尝胆，尽快补短板，提高科技的供给能力，科技尖子人才怎么冒出来。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不违规的科技人员只是科技界的良民。”李国杰进一步指出，“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

19号令会给中国科技界带来朗朗乾坤，但李国杰希望，我国的学者能想得更远，有更大的抱负。

在此次论坛上，李国杰即兴发表了两点感想，一是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而不是管出来的。在他看来，今天的科技界有许多不良风气，这是“文革”以后多年来不重视人文教育的恶果。科技界虽然不是一块净土，但在整个社会中科技界应该不是最肮脏的地方。科技界的违规行为不少，但要相信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希望19号文件能起到清洗剂的作用，横扫这股歪风。”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们的评审制度造成的”。李国杰指出，如果不设那么多人才“帽子”，评成果奖时不需要本人或本单位申请，本人根本不知道评审的人在评什么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

第二点感想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在李国杰看来，辨别一个科研成果的真伪和价值是件很细致的事，既要宽容又要耐心。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烦则人劳，扰则鱼溃。“我觉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鲜，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应尽量少打扰。”

李国杰指出，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但科技是否真的上去就难说了。“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