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持下，宁夏某企业在黄河东岸万亩有机枸杞田上建成了全球最大单体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实现“一地多用”。光明图片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重大冲击，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延缓。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2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协定》达成五周年之际的气候雄心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强调“中国说到做到”，为《巴黎协定》的落实注入了新动能。“新的气候目标”还作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为推动国内社会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释放了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代表了我国对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也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在主动承担和作为的前提下，我国减排面临的国内外压力持续增加，更有效地推进减排工作已刻不容缓。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谭显春看来，“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是我国落实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的关键期，需要统筹减排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部署强效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制度政策和行动，以确保如期实现我国向全世界发出的承诺。

现行减排体系还存在诸多短板弱项，气候投融资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要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在减排体系建设和产业链绿色化转型方面必须有重大突破。

记者：近年来，尤其是受疫情影响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格局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

谭显春：受疫情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包括美国特朗普时代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潮流盛行，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如何演变并不明朗。然而，借气候问题构建绿色壁垒的声音仍在持续增强，主张采用碳关税提高贸易壁垒的保护主义趋势还在扩大，欧盟已明确将从2021年开始建立“碳边境调整机制”。此外，冷战思维和地缘政治斗争在疫情背景下加剧，国际贸易开始向地缘政治游戏的附庸演变，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可能极大削弱全球携手应对环境和气候危机的努力。

记者：我国现行减排体系面临哪些挑战和压力？

谭显春：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经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和碳排放达峰目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现行减排体系还存在诸多短板弱项，气候投融资体系尚处于发展阶段，要实现碳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在减排体系建设和产业链绿色化转型方面必须有重大突破。目前，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能源革命浪潮下，产业链面临绿色重构，我国在能效、储能、负排放等关键低碳技术方面还存在很多被“卡脖子”的情况，以我为主重塑全球产业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面临诸多困难。此外，绿色技术和产业转型不足，也将严重限制我国提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以及深层次解决产业、能源结构固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能力。

记者：气候资金国际来源缩减，国内气候融资体制不畅……这些将给我国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发展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谭显春：从国际上看，特朗普时代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直接导致气候援助资金下降35%；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经济低迷甚至萎缩态势将持续，发达国家承诺给发展中国家每年1000亿美元的转移支付恐难实现。此外，疫情预计使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也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气候资金压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援助意愿会持续降低；与此同时，中国南南合作及“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输出压力将持续增大。

从国内看，传统金融机构提供气候融资动力不足，融资风险以及渠道狭窄限制了气候融资发展。典型表现为：一是气候资金缺口大，融资渠道狭窄，融资来源不确定，仅实现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承诺，预计每年气候资金缺口就达0.7-2.5万亿元；二是气候投融资标准不统一，监测、报告与核查体系尚未建立，阻碍了金融资源在气候投融资项目的配置，也难以测算气候变化对经济安全的影响以及气候项目对实现国家中长期低碳发展目标的贡献；三是缺乏强制性的气候投融资约束及激励指标，难以调动金融机构气候投融资积极性；四是国内兼备节能低碳技术、法规和金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奇缺，气候投融资的效益评估和风险管控能力不足，也严重影响着我国对外气候投融资合作。

尽早制定、发布“十四五”“十五五”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行动计划”，推动地方和重点行业有序开展达峰行动，制定达峰路线图、行动方案、重点项目和配套措施。

记者：为保障“达峰”与“中和”双目标实现，“十四五”“十五五”期间，我国宜采取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方案？

谭显春：首先，加快制定促进双目标实现的指导文件，包括绿色金融政策框架下气候投融资重点支持项目目录、技术目标、投融资指引等政策文件，进一步理顺气候变化应对管理体制，明确各部门、各行业、各区域的责任与分工，为促进各部门配合和政策协同提供依据和路径。

其次，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更有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约束性目标替代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与此同时，拓展碳排放和碳中和目标的灵活实现路径，在执行上采取区域间指标交易、清洁发展、横向补偿相结合的机制。

再次，建议尽早制定、发布“十四五”“十五五”期间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行动计划”，推动地方和重点行业有序开展达峰行动，制定达峰路线图、行动方案、重点项目和配套措施，并纳入地方和行业发展规划，形成促进行动的政策合力和良治体系。

最后，在国家“十四五”“十五五”总体规划、能源发展规划和各部门专项规划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的协同效益，将区域与行业的碳排放量、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指标同空气污染相关指标对接，以最小成本实现大气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双赢。

记者：如何保障“达峰”和“中和”行动的资金供给？

谭显春：一方面，需明确气候投融资标准、适用范围、支持重点、信息披露，为引导市场主体开展气候投融资活动、规范金融机构产品创新提供标准依据，并向达峰行动项目倾斜；另一方面，对接国际气候投融资标准和绿色产业分级分类指引，加强对外投资项目的环境及气候风险评估，推动气候投融资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融合。此外，还要加速推动碳市场制度建设，出台明确的碳定价规则，稳步扩大碳市场行业覆盖范围；启动气候投融资试点，探索一批以点带面、可持续、可推广的气候投融资发展模式，为达峰行动做好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