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遵循。高质量发展不能再依靠传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方式，必须通过创新驱动、人才驱动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驱动实质上就是人才驱动，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是强化创新驱动、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支撑。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优势，不断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石。

从总体上看，我国经过长期发展，储备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才资源，形成了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工作积累和党管人才体制等优势，但对标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仍有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我国人才队伍大而不强，不仅高精尖人才队伍规模层次与大国地位不匹配，而且一些产业骨干人才难以适应产业升级和发展动能转换的需求；不仅在部分领域关键技术应用存在“卡脖子”问题，而且在学术研究、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也面临领军骨干人才、创新创业人才不足的问题。要认识到，在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培育我国经济发展新优势，都需要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主动塑造“人才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重要理念，抓住顶尖人才、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大国工匠等关键力量，实现人才培养从“重数量”“重规模”向“重质量”“重贡献”转变，全面高效聚集人才，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一是优化人力资本源头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教育培养是关键。我们既要推动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面向建设创新型社会，大刀阔斧推进教育理念、体制革新，还要深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力度，加大培养企业竞争最需要、产业升级最适用、社会发展最期待的实用型人才力度；既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职业院校、应用型高等院校支持政策，健全职业学校评价，扩大行业企业参与度，提升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比例，还要构建更多元化的学习体系，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机制；既要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培养领军人才，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领头企业的顶尖人才、高端人才和骨干人才“孵化器”作用，形成在优势领域的人才接力和后发领域的人才扩容，还要对标世界一流，围绕原始性、基础性、颠覆性研究和创新，谋划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任务，重点解决基础研究“投入少、人员少、突破性成果少”的问题，加快培育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

二是提升人才与产业升级匹配度。人才的制高点决定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要主动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强化人才资源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和同频共振。特别要根据大国竞争、产业升级面临的“卡脖子”清单，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建设一支支撑产业升级和动能转化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提高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此外，还要成立产学研战略联盟，优化创新合作模式，调动产学研各方积极性，提高科研成果转化实效；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多措并举推动农民工向新型产业工人转型，下大功夫打造大国工匠。

三是全面改革优化人才发展生态。要建立科学化、市场化的人才评价和激励制度，祛除行政化、“官本位”的用人机制。要充分发挥经济利益和社会荣誉价值的双重激励作用，依法赋予人才更多生产要素支配权、技术路线决定权，使人才在创新创造中有收益、有荣誉、有地位。要营造尊重人才、开放包容的氛围，创造更公平、更宽广的干事创业平台，让人才自身价值得到充分尊重和实现。同时，还要搭建人才服务平台，高品质推进人才保障工程，精细化配置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尽可能解除人才创新创业创造的后顾之忧，增强城市与人才的“黏性”。

四是促进人才高效合理流动。人才合理流动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重要途径，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价值创造导向，打破管理体制上的区域限制，健全市场化的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才流动渠道，促进人才按供需规律流动。要统筹产业规划与人才引进，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应按照“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思路，推动城市产业集聚与人才集聚同步规划、同步实施，通过产业与人才的集群效应带动区域发展良性循环。此外，还要创新人才流动服务体系，打破户籍、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促进城乡、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的人才协调发展，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中西部地区流动，推动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