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创新根基、培育创新沃土尤为关键。

近年来，我国提出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展社会研发机构；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等，极大增强了广大科技人员的自信心和创造力。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表示，国家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但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热衷于立“桩子”，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人才”，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桩子”，“一女多嫁”的结果，会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现实。

中国科学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要稳定支持基础研究。您如何看待发力基础研究的事？

刘忠范：

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都特别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非常明确地提出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投入达到8%以上，真金白银地投入，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期待。

这两年，政府各个层面的认识在提升。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这个认识很到位，也非常重要。创新驱动发展，发展需要创新，简单的线性延长和线性思维很难到达新的高度。同时，基础研究不能着急，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现在也有实实在在的举措。例如，扩大经费使用的自主权，这是对科技工作者们的信任。过去大家经常诟病，“买酱油的钱不能买醋”，实际上是缺少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信任是最大的压力。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尽管需要时间去落实。此外，在人才评价、项目评价机制上，正在积极贯彻“破四唯”，提倡上书架、上货架，做实实在在的东西。这些新的举措，假以时日，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激励作用的。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但重大原创成果往往是“板凳坐得十年冷”，或者需要更长时间。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未来的布局？

刘忠范：

首先，要区分科学上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上的基础研究。

科学上的基础研究，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从0到1”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其实这种科学发现是很难“规划”出来的，更多的源于科学家们强烈的好奇心，也常常是“无心栽柳”的事情，很难说会在哪儿“冒泡”。事实上，总有一些非常纯粹的学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心无旁骛地做一些看似毫无用处的科学探索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着人类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会写到教科书里，留在科学史上。

这种纯基础性的研究，该不该重视，又该如何重视呢？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有了好的环境和土壤，就会长出好的庄稼，长出参天大树。绝不能急功近利，搞所谓的重点专项和重点攻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基础研究突破是不可预期的，也无法重点培育。

技术上的基础研究，比方说航空发动机做不好、芯片技术不过关，我们遭遇很多“卡脖子”问题，常常是源于基础研究不过关，研究积累不够。但这种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不是一回事。技术上的基础研究，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泛泛的、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技术攻关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要从基础研究抓起，这是另一种特定意义的基础研究内涵。

中国科学报：现在各类实验室、研究院、创新中心比较多，应该如何建设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

刘忠范：

传统的思维惯性和政绩观，加之计划经济的影子，让人们喜欢关注“增量”，热衷于建设新的创新机构，包括国家实验室、基础科学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高精尖创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科学城、产业园、示范区等，不胜枚举，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把每个实体创新平台比作一个“桩子”，各级政府部门都热衷于立自己的“桩子”，导致桩子林立，形成过度分散的碎片化创新资源。这种倾向需要尽早地引起重视。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这是我们的“存量”。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增量”与“存量”的关系，要明确定位，尽可能减少各自角色定位上的过度重叠。建设新的创新平台，加大投入力度，毫无疑问是大好事。但是，增量须跟存量的改革、重组和提升密切关联，而不是越来越多的花样，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创新资源的碎片化倾向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人才”，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桩子”，目的是抢资源和切蛋糕。这种“一女多嫁”的结果是要付出代价的，频繁的竞争性申请、评比检查和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宝贵的精力，而且让每个人变得极为功利，很难静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做事，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现实。

中国科学报：现在许多领域都在提“卡脖子”技术攻关问题。哪些技术是真正的“卡脖子”技术，应该如何攻关？

刘忠范：

“卡脖子”技术是当前的网络热词，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的“心病”，更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

“卡脖子”的是技术，是我们的产业链里面缺的一些东西，本来可以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解决，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角色不同而已。但随着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某些技术就会被人恶意地“卡脖子”。

“卡脖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很多。一是过去的基础研究做的不够，带来了今天的“卡脖子”技术。同理，今天不重视基础研究，也同样会造成将来被“卡脖子”。所以，“卡脖子”技术是过去时，也是现在进行时，更有可能是将来时，绝不能得过且过。二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重商主义”倾向，做买卖的心态，现在有钱赚就好，不愿意在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上投入，不肯在最根本性的问题上下大气力、下狠功夫。三是缺少“工匠精神”，缺少追求极致、追求完美的耐心，导致我们只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徘徊。因此，“卡脖子”技术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其中隐藏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甚至文化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更不是群众运动式的突击出来的。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卡脖子”技术，避免产生未来的“卡脖子”技术。

通过企业和市场机制引领去解决“卡脖子”技术，我认为非常重要。政策上要支持更多的企业去做精做细。“卡脖子”技术都是“一招鲜”，光有它不行，没有它也不行。我们要弘扬和大力支持精工细作、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鼓励更多的企业做“隐形冠军”。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提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您在实际工作中，感觉我国企业在创新方面还有哪些问题？

刘忠范：

我认为，我国大多数的企业，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是割裂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深水区。

像我们的国企和央企，它们有能力或潜力去开展科技创新，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资源，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但是其创新意愿未必有多强烈，因为创新都是对未来的布局，不会反映到当前的政绩上来。

反过来像私企，有创新意愿但是它没有能力，它首先要求生存，然后才是发展问题。

企业创新能力和创新意愿的割裂，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必须直面的基本问题，要找到破解之道。

我创建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正在积极探索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我们提出了“研发代工”的概念，从企业和市场找到真正的技术需求牵引，组织团队开展“一对一”的研发服务。几年的实践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得到了企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

当然，不同的企业效果不甚相同。有些企业需求非常明确，拥有自己的市场通道，地方政府也真金白银地投入，协同效应非常明显，企业和BGI各司其职，优势互补。但是，也存在有些企业根本提不出有意义的技术需求，只是想找点新技术、赚点快钱而已，这种情况就很难有效地推进产学研合作。当然，“研发代工”是一个新生事物，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在探索和创新中发展。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哪些科技攻关可以“揭榜挂帅”？哪些人可以称为“帅才”？

刘忠范：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科学上的基础研究，绝对不需要“揭榜挂帅”，也不需要“领军人才”，因为科学上的发明创造都是个体的脑力劳动，不需要大兵团作战。

因此，“揭榜挂帅”应该属于技术攻关性质的东西，有着明确的技术目标，诸多“卡脖子”技术应该属于这个范畴。可以实行“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攻关是团队行为，绝非一己之力所能为，需要团队齐心协力、久久为功。这个“帅”其实是组织者，可以是科学家、专家，也可以是单纯的强有力的“领导者”，不能简单地把“帅”和专家学者混为一谈。

我们在“揭榜挂帅”问题上，要避免走极端，不能一刀切地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