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有一种说法：由于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全世界将进入一个“长期停滞”阶段。然而，近十年来，人工智能、太阳能和电动车三项技术趋于成熟，世界经济极有可能在它们的带领下进入一个长期扩张阶段，而且，中国将在其中起到引领作用。

第一个技术是人工智能的应用。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人工智能还是非常小众的技术；在此之后，人工智能的成本大幅下降。后者与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应用有关。中国的应用场景非常多，产生海量的数据。人工智能并不会思考，必须用大量的数据去训练它，它才会变得“聪明”，而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人工智能已经给很多行业带来颠覆性的变化。

第二个技术是新能源。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性议题，我国也提出了“双碳”目标。然而，要实现“双碳”目标，特别是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任务非常艰巨。尽管减排是每个行业的事，但降低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的比例，代之以可再生能源，是重中之重。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已拥有全世界1/3的光伏装机容量以及3/4的光伏组件生产，太阳能发电成本也已降至与火力发电同等水平。

第三个技术是新能源汽车。未来20年，淘汰燃油车将成为世界性趋势，很多国家已经制定了时间表。燃油车的替代产品是电动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我国有世界领先的电池企业，国产电动车销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30%至40%，而国产燃油车销量只占10%。一些领先型国产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00公里以上。而且，在同等技术条件下，国产电动车的成本比欧洲电动车还要低。10年之内，中国极有可能会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汽车制造业一样，大量出口电动车。

纵观过去200年的历史，世界经济扩张的长周期都是由成熟新技术引领的。成熟新技术的标志，除了“新”以外，还必须具有广泛的应用场景或很强的产业带动作用，并且价格降至足够低的水平。上述三项技术都具备这些特点，因此有理由相信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扩张周期。大概从宋朝算起，中国将第一次重新站到世界技术的前沿，而且在产业应用方面引领世界。尽管中国在最前沿科技方面落后于美国，在基础材料方面落后于欧美日韩等国，需要更多的知识、资本和技术的积累。但是，在中间技术以及高技术应用领域，中国已经走到世界前沿。

这些领域的代表是一批隐形冠军企业。它们的产销量和技术都实现了世界领先。把产销量做到世界领先并不是难事，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把技术做到世界领先更难。中国隐形冠军企业的共同点是，一开始利用我国劳动力、土地价格方面的优势，迅速占领市场，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加大研发投入，最终走到世界技术的前沿，此时，国外竞争对手基本上已被打败。

我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接近美国的2/3，但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投入与美国的差距较大。基础科学投入占我国全部研发投入的6%，而美国超过11%。要全面缩小与美国在高科技前沿领域的差距，需要等到我国的世界50强高校数量达到美国的2/3以上。

在基础材料方面，资金是第一位的，因为新材料的试验费用非常高。在诸如硅基芯片这类技术路线很明确的领域，我国可以发挥体制优势集中资金进行试验，寻求突破。

但是，绝大多数领域的技术创新还是要靠市场。市场搞创新，就可能出现科技“泡沫”。比如19世纪末的“自行车泡沫”。十几年前，我国开始加大对光伏产业的投入，不少项目烂尾，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对此有诸多批评，但现在看来，我们都错了。也是在十年前，我国开始上电动车项目，一是为摆脱对石油进口的依赖，二是为弯道超车，提升我国的汽车产业竞争力。电动车行业随之出现了一些“泡沫”，也出现了骗补现象。当时批评声音也很多，但现在看来电动车补贴政策基本是正确的。

科技创新、特别是从0到1的创新，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持，美国与德国、日本的对比就是很好的例子。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资本市场，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反观德日，尽管它们的企业也能够创新，但却没有一家全球领先的创新公司，这不是个偶然现象。相比于银行，资本市场的最大优势是具备灵活性，为高风险的前沿创新找到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为了激励投资，全社会的投资回报必须能够覆盖全社会的投资成本，但因为前沿创新的成功概率很低，那些成功的创新回报率就必须非常高。资本市场参与者都在寻找成功的创新项目，因而就会形成金融“泡沫”。中国要在前沿科技创新方面追赶美国，就应该对此有心理准备。

（姚洋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