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成为“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因此，立足新形势、探索新研发、构建新生态，对我国新时代的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从三大新形势理解新研发的时代语境

目前，在研发与创新方面，出现了三种新形势。

一是“卡脖子”风险加剧，对研发资源配置提出新要求。我国在高端芯片、特种材料等众多战略性领域，仍然存在受制于人的“短板、漏洞”，加快突破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对于真正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意义重大。光刻机等诸多战略性领域的攻关任务，本身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技术领域集成创新的特点，必须要统筹产学研用等各领域创新主体，构建起协同攻关、深入融合的研发资源配置体系，方才可能形成有效的创新合力。

二是“颠覆性创新”涌现，需要需求导向的研发新范式。全球正进入大规模、长周期的颠覆性创新群体性爆发阶段，SPACE X开创商业航天新纪元、阿尔法狗标定颠覆性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未来产业的突破性发展极大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颠覆性创新”的接续落地。对我国而言，把握颠覆性技术的自涌现、非共识、交叉融合特征，构建与之适应的科技管理新体系，既是避免“技术突袭”的防御要求，亦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未来的源头动力。

三是数字时代来临，场景优势为我国带来引领创新的机遇。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正加速进入全数字化时代。在这一轮数字化产业变革中，中国有全球唯一的大规模同时在线市场，拥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市场容量优势，也由此迎来了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的“机会之窗”，如何释放广阔的场景优势为创新赋能，应当作为新研发的一个重要命题。

从多主体生动实践总结新研发的路径

随着平台型企业、新物种以及跨界趋势等的形成，新研发的途径也随之发生变化，需要我们及时调整新非研发的路径。下面列举三种变化：

一是研发主体多元化，企业登上“主舞台”。随着新产业、新技术交叉融合，过去由科研机构主导的研发已很难满足技术创新需求，新研发需要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等多元主体联合参与，尤其是企业不再只作为成果转化者存在，创新型大企业已然成为参与研发、主导研发的中坚力量。阿里巴巴成立达摩院，以超千亿的高额投入布局前沿研发，助力其突破多项核心技术。华为以占销售收入15%以上的研发投入、占员工总数?45%?左右的研发人员储备，颠覆了仅将企业视为成果转化者的传统认知。科大讯飞等创新型企业与大院大所成立联合实验室，亦是多元主体相互嵌合、扩大创新能力的实践。

二是线性流程被打破，研发转化走向一体化。传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的线性科研流程被打破，新型研究型大学高效的成果转化体系、标杆式新型研发机构的市场化运作、众多伟大企业的“创业式创新”，都推动着科研与产业化的同步前进。西湖大学在建校初期便设立成果转化办公室，聘请博士、投资人等各方专业人士加盟，推动西湖生物医药等孵化衍生企业以高额融资实现技术转化落地。江苏省产研院与多家龙头企业联合成立创新中心，以“企业命题”实现科、产双方精准对接，同时以“拨投结合”的市场化机制匹配财政资金，面向新兴产业的技术转移率高达90%以上。商汤科技从创业初始至今，持续积累学术性原创技术，同时积极推动自主研发技术在安防、金融等领域的产业化，以共时化研发实现了创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三是新要素有力赋能，新场景、新物种的驱动力不容忽视。以独角兽、瞪羚企业为代表的诸多新物种企业凭借超前的科技创新意识，以应用场景为起点、从后端反向配置资源，成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引领者。旷视科技作为AI “四小龙”之一，始终以实现场景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将赋能场景中的各个角色作为技术创新驱动力，经过八年的场景下沉积淀，积累了阿里巴巴、华为等在内的合作伙伴生态，获得了相对同类企业十倍乃至百倍的落地应用渗透能力，也助力其在安防等多个领域筑高壁垒。

四是资金投入市场化，社会资本成为重要支撑。政府专项支持或大企业自有资金已很难满足研发活动的资金需求，围绕新产业、新赛道的耐心资本和产业基金联手聚焦投早期、投长期、投硬科技，除了为研发活动提供资金支撑外，市场方向判断、产业资源链接等投后服务也能有效降低创新的试错成本。比如，IDG聚焦半导体产业链广泛布局，对中微半导体进行早期投资、多次增资和资源导入，有效助力企业完成了刻蚀技术、芯片设计等高端技术的国产化。

传统链式研发终将走向融通型研发生态

新研发重视自下而上的“涌现”和“实践”，能够联合多元主体，以市场机制高效配置创新资源，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有效路径。各级政府部门都应高度重视和予以支持，在四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创新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实施机制。要变革传统科技计划中自上而下的项目形成路径，全面推行变“相马”为“赛马”的“揭榜挂帅”制，推出多元主体合作的创新伙伴专项科技计划，探索设立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并在管理体制上先行先试，充分发挥出市场在科技计划组织实施中的导向作用。

二是优化科技投入结构及支持方式。要充分关注社会资本在创新投入中的作用，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支持体系，聚焦“卡脖子”领域探索设立公私联合资助、重金支持的长周期战略级项目，对于重大原创性技术创新项目，推广“拨投结合”的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发挥好政府在各类创新中的引导及风险承担作用。

三是打造主体融通的产业创新生态平台。要创新研发平台组织形式，打造一批“政产学研”高效协同的世界级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实施高技术大公司开放创新战略，建设一批未来场景实验室与未来产业试验区，全面推动新场景引领、企业深度参与、面向真实需求的技术创新。

四是支持企业创新主体提升创新效能。要围绕大企业、硬科技创业、新物种企业的创新能力培育，全方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支持行业领军企业设立尖端技术研究院及未来实验室，鼓励“硬科技”和前沿科技创业，注重新物种企业培育，构建高度活跃的市场主体创新格局。

（作者单位：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