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对科学家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但科学家究竟应该得到多少‘自由’呢？科技体制改革这么些年，大家依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在9月12日举行的未来科学大奖新闻发布会现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如是说。

王晓东的履历非常丰富。除了在科研上的成就外，他还开辟了被称为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开创了中国本土生物制药企业——百济神州。

在与《中国科学报》的对话中，他针对科技体制改革和科学家创业这两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王晓东院士

以下是采访内容：

如果科家连自由都没有，怎么能走下去呢？

《中国科学报》：为科学家减负、解绑，是科技界的“老生常谈”了。为什么科学家对这个话题如此敏感？

王晓东：

因为“自由”对科学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学家是人类大部队的“侦察兵”，走在人类认知的最前沿，去探索各种可能的道路。历史上，这些探路者绝大部分都“死”掉了——科学家在探索的过程中很少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甚至哪怕你的方向对了，也有可能多年看不到胜利的果实。

因此科学家最怕的，就是在这条本就很艰难的探索之路上，再套上重重枷锁：只能走这条路，不能走那条路；只能带两天的干粮，第三天饿了再来申请……戴上这么多镣铐，又怎么能为人类大部队探索出前所未有的新方向？

我举个例子，现在全人类面临的重大危机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在这场疫情中，人类首次批准了mRNA 疫苗的上市。而这些疫苗的诞生，离不开匈牙利裔女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的工作。考里科在专注研究mRNA技术的几十年间，缺少经费，不被认可，甚至一度面临失业的风险。直到疫情暴发后，大家才意识到她的技术能让人类以最快速度得到新冠病毒疫苗。

所谓颠覆性、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就是大家曾经认为对的事，你说它不对；大家以前认为行不通的路，你走成了。因此，大多重要的科学突破，都要经历一个被忽视、被质疑的过程。如果科学家连自由都没有，又怎么能走得下去呢？

《中国科学报》：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科学家要的“自由”究竟是什么样的？

王晓东：

科学家要的“自由”很简单。

第一，他有权力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不是必须事事征求别人的意见，特别是不必听取外行的意见；第二，他能获得必要的资源去做想做的事。

人类中最有干劲、最有激情的侦察兵们，不应该为包里还剩几天的干粮去犯愁。

当然，总有人会问：如果他吃了干粮却不干活呢？如果他把干粮卖掉中饱私囊呢？这种事情的确存在，但我认为这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不会成为群体行为。

因为科学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荣誉活动，科学家是为了自己的荣誉、集体的荣誉，乃至全人类的荣誉而奋斗。他们致力于证明的，是人类究竟能达到多高的智慧，能做到多大的事情。

因此，科学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荣誉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系统。如果把科学家当贼防，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逼良成贼；如果给科学家真正的尊重和信任，他们就会自觉地创造出更多的荣誉。

《中国科学报》：按您的说法，科学家需要自由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为何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所谓“自由”的尺度也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呢？

王晓东：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对科学活动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管理模式，还没有很好地厘清。

我认为科学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就是所谓的探索性工作，去发现一些大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另一种则是实现性的工作，是利用大家已经知道的原理，去转化出实用性的产品——简单来说，就是“科学”和“技术”的区分。

科学和技术在我们的语境里常常是不分家的。但在管理上，它们应该有明显的不同。对探索性的研究，就像我刚才说的，应该给予资源和思想上的高度自由。但涉及到技术研发，则必须有清晰的阶段性目标，有对阶段性成果的考核。如果没有的话，这个项目就不能继续推进。

科学家该创什么样的业？不同时期有不同答案

《中国科学报》：提到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科学家创业这个热点话题。在您看来，什么样的科学家应该创业，科学家应该创什么样的业？

王晓东：

在我看来，科学家参与创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出来，培养出能在工业界创造价值的学生，这是很有担当的事。因为我们做科研的经费都来自纳税人的钱，还是应该为社会产生效益。

科学家该创什么样的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答案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熟知的生物科技公司鼻祖，如Genetech、Amgen等公司，都是由著名科学家开创的。当时这个行当还是一个新生产物，亟需科学家的专业技术加持。

我回国创立百济神州时，也恰逢天时地利人和：刚好当时国内通过了一系列关于药物研发的新政策，同时资本也开始向生物科技敞开大门，当时的大环境也为科学家创业扫除了很多障碍。而我自身也从过去的失败经历中积累了认识和经验。

而今天，我国的生物科技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和国际接轨的渠道已经完全打通。当下，一位科学家想成立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如果只是瞄准国内市场，只怕机会不大，因为你能做的事情大家都会做，所以一定要去追求更大更艰难的目标。

我希望看到更多创业者瞄准国际市场，这将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转变，也是一个值得奋斗的新阶段、新目标。

《中国科学报》：可否从您的自身经历出发，谈谈科学家创业需要克服哪些惯性思维，有哪些建设性的建议？

王晓东：

创业和科研有很大的不同。科学家发文章就像射箭一样，箭射到哪里，就在那儿画一个靶子。而创业是要先有一个靶子，然后努力把箭射向靶心。这个难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一旦箭已离弦，科学家自己能决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讲，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摈弃对成果转化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如何与企业家形成良性的互动，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我很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创业就失败了。那时我单纯地觉得自己的发现有应用价值，却不了解企业的运行规律。这次失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当我再创建百济神州时，就建立了一个非常扎实非常明确的目标，每一个阶段都能拿出具有时效性的成果。这样企业就一步步做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