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

➤科技战略意识是以为国分忧的情怀，思考国家甚至全人类需要解决的难题，谋划科技发展的全局和未来

➤战略思维是对科技发展趋势、国家重大需求、国际竞争形势的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最终输出自己独到的观点。战略思维应包含两个维度：空间与时间。空间维度是全局观念，时间维度是前瞻思维

➤在培养战略科学家的过程中，不能把目标定在中国出几个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等大科学家，而是要扎实提高战略科学家梯队的科学素养和战略意识

➤强洞察力是战略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主要区别

➤年轻的科技人员提高科技战略意识，要从摆正“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入手，在内心中提高国家利益的权重

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其中，战略科学家担纲重任，无论是引领科技创新发展方向，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飞跃，还是凭借领头雁效应在身边集聚一批创新人才进行大兵团作战，都需要战略科学家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战略科学家的培养使用，提出深化科研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型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要有一批帅才型科学家，发挥有效整合科研资源作用；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等等，为战略科学家的培养使用提供了重要遵循。

“党中央提出要培养使用战略科学家，是因为在严峻的国际环境下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懂战略科技的人才。战略科学家梯队由不同层次组成，顶尖战略科学家凤毛麟角。对多数科技人员而言，更重要的是培养科技战略意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表示。

推动我国计算机产业自立自强

《瞭望》：你在推动我国计算机产业自立自强的历程中，对培养战略意识有什么体会？

李国杰：1987年初我留学回国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下称中科院计算所）工作。1990年我被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高技术司的领导对我说：我们国家不缺写文章的学者，最缺的是像邓稼先一样的战略科学家。从那时起，我的美国普渡大学校友邓稼先就成为我心中的偶像。我在发展高性能计算机和CPU芯片的过程中注意培养自己的科技战略意识，为推动我国计算机产业自立自强作了一点贡献。

中国智能计算机研制需要走什么技术路线，是我需要做出的第一个战略选择。智能计算机是“863计划”信息领域中的一个主题，我和汪成为等智能计算机专家组的几位专家一起做了大量调查和讨论，决定不跟随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而是走适合我国国情和技术发展趋势的通用并行计算机加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道路，并启动了曙光并行计算机研制。

1993年，我们研制的曙光一号诞生了，运算速度达到每秒6.4亿次，此项成果写进了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研制曙光一号探索了一条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开展高技术研究的新路，让我第一次尝到做技术路线战略思考的甜头。1995年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又研制成功曙光1000，这是国内研制的第一套大规模并行计算机系统，也是国内首次突破10亿次计算的超级计算机，实际速度达到每秒15.8亿次，荣获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曙光1000研制成功以后，我们又面临一次重大技术决策的考验。经过慎重考虑，我们根据计算机标准化和摩尔定律发展趋势，大胆地进行技术方向转向，在国际上率先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的可扩展机群系统研制。做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之后，经过20多年的努力，国产高性能计算机从国内市场份额几乎为零到几乎占领全部国内市场。

从1998年到2008年，我们先后研制成功曙光2000/3000/4000/5000四个系列产品，计算性能从每秒1100亿次跃升到每秒180万亿次浮点计算，使我国研制、生产、应用高性能计算机的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跻身全球计算机系统强国行列。曙光系列机群系统4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0年研制成功的曙光6000超级计算机，实测性能达到每秒1271万亿次浮点计算，在全球高性能计算机TOP500排行榜中名列第二，带动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登顶世界计算机高峰的历史性进程。

2004—2005年，我担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战略高技术与高新技术产业化专题组副组长，有半年时间集中做战略研究，全国有上千名专家参加，对我来说是一次战略思维的洗礼。我们起草上交了高性能通用CPU重大专项的立项报告，后来扩展为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重大专项（简称核高基重大专项）。

在核高基重大专项启动以前，我在中科院计算所已启动了龙芯CPU的研制。现在龙芯中科和寒武纪、海光信息都已在科创板上市，成为我国研发生产自主可控CPU的骨干企业。在发展CPU产业的艰苦历程中，我深深体会到科技战略意识不是纸上谈兵，不是为自己争取大项目，而是以为国分忧的情怀，思考国家甚至全人类需要解决的难题，谋划科技发展的全局和未来。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能力，但至今还是科技战线的普通一兵，不能称为战略科学家。

要具备全局观念和前瞻思维能力

《瞭望》：当我们谈论战略科学家时，是在谈论哪个群体，他们具备哪些特点？

李国杰：目前大家谈论的战略科学家，是一个外延扩大了的顶尖科学家、重大项目工程师、科研方向决策者的群体，既包括狭义的战略科学家和在某个专业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也包括主持大科技工程的技术总师、工程总指挥等。

此外，需要理清战略科学家与科技部门行政领导之间的关系。战略科学家和科技部门行政领导是具有不同素质的两类高端人才，各有长处，应发挥不同作用。战略科学家的强项是洞察科技前沿，但不一定有很强的行政领导和决策拍板能力；科技部门主管领导的强项是了解国家意图和各种制约因素，不必花太多精力熟悉具体的技术细节。

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能称之为战略科学家，他们应既精通本专业业务，又有放眼全局和未来的战略思维和前瞻本领，而且能带领一个团队攻坚克难。战略思维是对科技发展趋势、国家重大需求、国际竞争形势的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不仅要看得远，还要看得深，最终输出自己独到的观点，而不是人云亦云。战略思维应包含两个维度：空间与时间。空间维度是全局观念，时间维度是前瞻思维。

全局观念是指突破本专业、本行业的局限，站在更高的角度从整个国家的利益考虑科技发展问题。解决一项科学技术或一个产业难题，需要考虑各种复杂因素。

我国的集成电路产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前一段时间，有人认为中国只要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就不会受制于人。两年多以前，中科院对整个产业链、创新链做了全面调查，发现14nm集成电路制程共有164种工艺测量设备，我国尚有将近1/2的设备开发周期不确定或目前不具备开发条件。在做了全面分析后，中科院建议在发展先进制程的同时，更要重视55—28nm的成套工艺制程，近几年应主要通过提升成熟制造工艺的水平，扩大产能、丰富产品，整体提升中国集成电路竞争力。这种建议需要战略科学家基于全局考虑后做出可操作建议，并经得起历史检验。

战略科学家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超出一般学者的前瞻判断力，或者说选择科研方向的直觉能力较强。具有宽广知识面和跨学科理解能力的科学家才会有预见未来的眼光。

在一段时间内，众多科技探索中可能有一门或几门学科分支出现取得重大突破的预兆，学术界称之为“当采学科”。但“当采学科”事先很难准确判断，因为看似容易突破之处常常伴有意想不到的陷阱。当有可能出现浪费国家科研资源的伪“当采学科”时，有前瞻判断力的战略科学家就可能担当起“吹哨人”的角色，避免资源浪费。国家要营造包容“吹哨人”的科研环境，倾听不同发声，这样才能培育出真正的战略科学家。

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控制大厅，科研人员在等待实验结果（2023年4月12日摄） 黄博涵摄/本刊

构建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

《瞭望》：你对培养和使用战略科学家有哪些建议？

李国杰：近几十年科技快速发展，人才辈出。但在培养战略科学家的过程中，不能把目标定在中国出几个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等大科学家，而是要扎实提高战略科学家梯队的科学素养和战略思维，构建人才成长的良性环境，通过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发挥战略科学家和工程师群体的作用。

有战略思维能力的科学家不仅能看到复杂事物背后的原因和规律，还能看到这些规律背后更深层次的本质，这种能力称为洞察力。强洞察力是战略科学家与其他科学家的主要区别。要成为战略科学家，就要努力培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洞察分析能力。培养这种能力需要长期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知识积累与经验沉淀。

组织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是培养战略科学家的必要途径。战略研究要常态化，建议设立建制化的科技战略研究团队。2010年中科院在组织中国至2050年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时，成立了中科院信息领域战略研究专家组，这个专家组后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组织，一直坚持到现在，对信息领域的科技战略研究颇有建树，也培养了不少科技战略人才。参加科技战略研究的科技人员要多元化：既要有大学者，也应包括青年学者；既有本领域的研究人员，也要有其他技术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哲学领域的研究者。

在构建人才成长的良性环境方面，不能以人才帽子论高低，要看科学家的真才实学和品行。戴上院士、杰青等人才帽子并不会立即增加其战略思维能力。良性发展的社会要尊重科学但不能迷信权威，从中小学教育开始就要培养学生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

此外，战略科学家一定是充满爱国情怀并且具有宽广胸怀和民主作风。战略科学家往往要与一大群科技人员一起工作，要能听进不同声音，在学术争论中对科技发展方向做出正确判断。有远大抱负的战略科学家一定会甘为人梯，创造条件让青年人超越自己。要给青年科技骨干压重担，从重大科技工程中发现和提拔战略型科技人才。我留学回国工作30多年来，在计算机领域并没有重大技术发明，但感到欣慰的是，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已经有二三十位成长为计算机领域的领军或骨干人才。

对年轻科研人员自身来说，想要成长为战略科学家首先要摆正“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一个人视角的局限性主要来自个人、单位或部门利益的束缚。许多重大项目实现不了强强联合，也是单位利益在作祟。年轻的科技人员提高科技战略意识，要从摆正“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入手，在内心中提高国家利益的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