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国际间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依赖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政府主导建设、创新资源集聚发展的国家科学中心模式成为国际共识。科学中心已成为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抓手，是提升基础研究实力、强化原始创新能力、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战略支点。为迎接国际科技创新发展新挑战，我国明确提出要建设北京怀柔、上海张江、粤港澳大湾区、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要更好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需要进一步把握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的特征。笔者认为，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呈现五大典型特征。

一是大科学与大设施融合。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创新条件，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形成设施网络，为大科学研究提供了综合支撑。高效发挥重大设施平台的作用，需要构建一个综合性功能服务体系、大装置运行装配操作系统和一系列软件支撑系统，将大装置升级为一系列“大科学计划”的协作实施平台、管理服务平台，提高基础研究的组织化水平。

二是大科学与大学科融合。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科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和特征。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科技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日益明显，一些举世瞩目的重大科学问题的解决，几乎都是跨学科研究的突破。学科之间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未来重大创新会更多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将更加迅速，并逐步形成统一的科学技术体系。

三是大科学与大数据融合。数据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不断推动产生新的科学发现。高效率处理海量数据是基于大科学装置的研究的重要特征。因此，建立大科学、大装置与大数据的融合研究体系，利用AI等数字技术开展大科学研究，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新方向。

四是大科学与大产业融合。随着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传统一二三产业之间、不同细分行业之间的门类边界已经发生深刻改变。数字化、智能化、“双碳”化要求产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产业跨界融合与科学跨界融合相伴相生。因此，把大科学研究与构建大产业生态创新体系结合起来，推动科学与产业一体化发展，将有力促进创新进一步赋能产业。

五是大科学与大企业融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大科学与大企业融合发展是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所在，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

在此基础上，应如何推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升级发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

一是适应大科学与大平台融合趋势，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欧美发达国家依托大科学装置建设牵头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极大提升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组织国内外一流战略科学家研究提出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组织国内外专家开展研究，可以极大提升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影响力、国内外一流科研人才的集聚力、重大突破型成果的产出力，奠定了建设世界级原始创新承载区的坚实基础。

二是适应大科学与大学科融合趋势，深化科研组织模式变革。要探索建立适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未来发展需求的新型科技组织体系和研发模式，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成为体系化建制化的科研示范区。以大科学装置和设施平台为依托，探索形成汇聚式科研组织模式，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前沿科学问题，组织开展定向性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让设施成为重大成果不断涌现的源泉和加速器。以重大项目任务为牵引，通过构建灵活的矩阵式科研组织模式，统筹调配各类创新要素和资源，成立交叉研究团队，形成合力攻关的组织管理模式，构建大学科的协作体系，提升体系化建制化科研能力。

三是适应大科学与大数据的融合趋势，建设大数据处理中心。在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综合性大数据处理中心，充分发挥数字化驱动发展的成效。推动已建数据中心的数据资源共享，满足新的数据处理需求。同时，新的大数据处理中心可以升级为数字化创新中心，聚焦服务区域发展需求，打造数字创新平台体系。

四是适应大科学与大产业融合趋势，打造创新产业集群。大科学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相互促进，打造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产业创新驱动高地，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发展的重要成果。要加强科技界与地方政府的密切配合，超前谋划，以大科学研究为依托，实现科学与产业的良性互动，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促进区域创新发展。

五是适应大科学与大企业融合趋势，深化与大企业合作研究。充分发挥大企业的“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功能、投入功能以及桥梁纽带作用，围绕大科学研究，依托各中心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深化与同行业领军企业的研发、成果转化合作，构建完善政产学研有机融通的科技创新体系，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运行的重要着力点。

（作者单位分别为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