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应用物理、强激光技术和能源战略专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专家委员会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1964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俄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曾主持我国核试验诊断理论和核武器中子学的精确化研究，为我国核试验的成功和核武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国家863计划激光专家组首席科学家，是我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推动我国新型高能激光技术跨入世界先进行列。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中国能源中长期（2030、2050）发展战略研究”“我国核能发展的再研究”等我国能源发展战略重大咨询研究项目。首倡“无废城市”试点，主持研究了中国工程院“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技术问题研究”等重大咨询研究项目，参与了国家2020、2030低碳发展战略目标的论证。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2000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

记者：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就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共识。首先，请问在“双碳”目标下，目前我国能源转型面临哪些挑战？

杜祥琬：“双碳”目标的提出宣告了我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和雄心。优化能源结构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一条基本路径，相对油和气，我国煤炭储量较丰富，煤炭储采比是40年，石油储采比是18年，天然气储采比是30年，虽然煤炭相对油、气较多，但我国的煤炭并不富足，人均拥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在用好煤炭的同时，也要注意储采比。储采比40年是什么意思？就是到2060年前后，即使没有碳中和的要求，煤炭的可开采储量也差不多了。在富煤、缺油、少气的固有条件下，要对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有新的认识，我国具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目前已经开发的可再生能源不到技术可开发资源的十分之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构成了我国能源转型的坚实基础。“双碳”目标，它是引导一个方向，你说是挑战也可以，但它也是个机遇。就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源要保障，但是要走向绿色低碳，大家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转型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后破，而不能够未立先破”。请问如何科学理解“先立后破”？

杜祥琬：过去人们认为，能源体系要安全可靠又要经济可行，还要绿色低碳，这三条同时具备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常常被称为“不可能三角”。碳达峰、碳中和呼唤的新型能源系统必须逐步满足这三个目标，使之成为“可能三角”，三者缺一不可。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安全前提下，实现能源转型。能源转型是做加法而不是减法。目前化石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比80%以上，光是煤炭就占56%，首先要用好煤炭。我们要注意节约高效清洁利用煤炭，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这样先立，立得足够了再逐步减少煤炭。新房子没盖好不动老房子。现阶段能源安全要靠先立后破来保证；逐步、稳步地由以煤为主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长远的能源安全之策，也是走向碳中和的必由之路。我觉得短期之内这个煤炭为主的局面不会转变，这个转变只会是逐步的。一直以来，我们油和气对外依存度已经很高了，不大可能进口更多的油和气。可再生能源发展快一点，就可以逐步地减少煤炭，想快也快不了。因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能源，需要先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这个前提下，逐步地先立后破，就是这个意思。

记者：“双碳”目标的推进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革新等因素，为新型能源体系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新型能源体系的构建，既要满足低碳发展方向的要求，又要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还要满足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对能源的需求。您曾经提出能源转型应因地制宜，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如何因地制宜？

杜祥琬：传统能源的减退要建立在新能源可以替代的基础上，全国各地新能源的发展每一个地方的情况都不一样，就全国而言要达到“双碳”目标，要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比如沿海地区，过去以为自己没能源，就靠西电东送，现在这个思想也该有点转变。沿海地区可以发展海上风电，这就是过去没有的观念。东部各个省核电、太阳能资源很丰富，中部和东部能源的自给率要提高，而不是像过去只单纯依靠西电东送。应该采取“身边取”与“远方来”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是“身边取”，实在不够再与“远方来”相结合。中国东部有相当高比例的自给能力，可以成为能源的“产消者”。所谓“产消者”，就是不仅使用能源、消费能源，而且自己能够生产能源。现在国内有几个能源“产消者”的试点，比如河南兰考，自身生产的电量已经多于其所需要的电量，这就证明了中东部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资源，这些发展起来是可以提高能源的自给能力的。其次，中东部能源发展还要注重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提高分布式的比例非常重要。可再生能源的特性就是分布广泛，所以要以分布式为主，再加上必要的集中式。

而我国西部地区风、光资源丰富，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如火如荼，较为适合发展集中式，同时根据东部的用能需要可以进行东送。比如青海到河南的青豫线，就是我国第一条清洁能源外送特高压通道。西部发展风光水电，首先要用在发展西部自身的经济和产业上。应该利用西部的太阳能和风能等丰富资源，把西部的产业经济带动起来。不同地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能源转型，这就是因地制宜。

记者：能源低碳转型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如何做到并行不悖？

杜祥琬：可再生能源比例增高，我国能源的安全性和独立性会更强。随着技术的进步，风光发电成本已经下降，经济性大增。我们曾经请华北电力大学和天津大学两个专家组，测算一下东部自己发电和西电东送的1度电，哪一种更经济，两个专家组独立测算的结果都是自己发电便宜，自己发的1度电比西电东送1度电成本低，这就可以推广。1度电，东部自发电的成本比西电东送的成本低，这个结论非常重要。“身边取”和“远方来”固然都需要，但中东部地区要首先做到“身边取”，提高自给率。自产直销、寓电于民，可培育出大量的“产消者”，不仅能提升当地的能源自给率、独立性和安全性，还缓解了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对电网的冲击。由此可见，能源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是并行不悖的。

记者：风光发电目前如何解决储能的问题？我国的储能技术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杜祥琬：风光具有间歇性，确实存在“靠天吃饭”的问题，但太阳能、风能的间歇性能变成人可以操控的灵活性。通过什么变呢？通过储能，技术成熟了，太阳能、风能都变成了可以操控的。青海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到位。我国现在在储能技术层面，和世界上发达国家比，水平差不多。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推动沿海核电项目建设，合理布局新增沿海核电项目；到2025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7000万千瓦左右。请您谈谈核能的发展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杜祥琬：核能本身是清洁、低碳的，是高能量密度的，这是核能的优点。但由于发展核能有安全性的考虑，所以各国的核能政策差别相当大。在全球来说，核能在一次能源中的贡献比约占10%以上，在我国，这个比重不到5%。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这里的“积极”两个字很重要，过去是没有这个提法的。这主要源于核能安全性的进步，现在核电站的安全屏障至少四个，即使出事也都控制在安全壳里面，不会对社会造成不可接受的影响，所以核能的比例要积极安全有序地提高。

记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请问如何实现高质量发电？

杜祥琬：据国网能源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我国用电总量将由2021年的8.3万亿千瓦时增长到11.8万亿千瓦时，增幅为42%。未来我国用电需求仍将快速增长，电力行业保供面临巨大压力。电力需要供需平衡，这需要电网智能化，风、光电、各种储能等灵活性资源相结合，还可以跟煤电调峰相结合。数字化技术可以赋能能源事业发展。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还要认识到数字技术在能源方面，特别是电网中的应用，提高效率。从理论上讲，结合好是可以实现高质量发电的。这就需要将数字化发展起来，让数字化进入百姓家。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充分利用储能了。再者，风、光发电企业在初期建设的时候就要考虑通过自建或者购买调峰能力实现高质量的出力。虽然风和光本身有一定的间歇性，但是通过自建或者购买调峰能力，调峰能够调得好，就可以实现高质量的发电。

记者：根据国家能源局提供的数据，2023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5.1亿千瓦，其中中国的贡献超过了5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清洁能源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请您分析一下“双碳”目标实现的前景如何，有哪些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

杜祥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用30年左右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度的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金融支持，这个过程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科技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执着追求，更离不开社会公众对“双碳”目标的科学理解。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和基础。从目前来看中国面临的突出问题包括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综合效率偏低。而且我国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预留了大约30年的时间，明显短于发达国家的50—70年。虽然难度不小，但通过积极探索、主动作为、加快推动技术进步和发展转型，我国仍可实现高质量碳达峰和如期碳中和。我个人认为以下八个问题比较关键：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重要手段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打造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以电气化和深度脱碳技术为支撑，推动工业部门碳排放有序达峰和渐进中和；通过高比例电气化实现交通工具低碳转型，推动交通部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突破绿色建筑关键技术为重点，实现建筑用电用热零碳排放；做好碳中和“最后一公里”的碳移除托底技术保障；加快构建减污降碳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机制，建立健全减污降碳统筹融合的战略、规划、政策和行动体系，完善碳交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