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过去10年间我国空气质量改善显著，但仍是全球大气细颗粒物（PM2.5）浓度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近日，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朱彤在2024中关村平行论坛“创新驱动助力绿色发展论坛”上的主旨演讲中表示，适时启动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加强标准的引领和驱动作用，将有助于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与公众健康。

在会后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中，朱彤表示，我国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尤其是调整PM2.5的浓度标准已“箭在弦上”。

朱彤院士。主办方供图

我国首次将PM2.5的浓度限值纳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体系始于2012年。彼时，我国将PM2.5的浓度限值设置为年平均浓度不高于35微克/立方米，24小时平均浓度不高于75微克/立方米，对应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于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据了解，该标准是参照世界卫生组织2005年颁布的全球空气质量指导值最宽松的PM2.5过渡目标-1制定的。

相较而言，欧美等发达国家设置的PM2.5浓度限值更低。2012年以来，美国执行的PM2.5年平均浓度限值的一级标准为12微克/立方米，24小时平均浓度限值为35微克/立方米。2024年美国联邦环保局（EPA）宣布加严PM2.5标准，将其年均浓度"一级"标准由12微克/立方米更新为9微克/立方米。

朱彤指出，全球致死风险因素中，空气污染（环境颗粒物污染）高居第四位，仅次于高血压、吸烟等。这意味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将会更大程度保护公众健康。

进入新时期，大气污染治理已迈入了新阶段。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于2021年修订并提高了空气质量指导值；另一方面，“双碳”目标的设立也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更严的目标和更高的要求。

调整空气质量标准须科学依据系统评价健康风险和成本效益。朱彤告诉《中国科学报》，从政府决策的角度来看，一个标准的修订会带来系统措施和全面的社会影响，必须依据综合各类因素来研判修订的必要性。举例来说，若将我国PM2.5的浓度限值调低为年平均浓度不高于20~25微克/立方米，要评估需要多长过渡时间、对我们健康风险有多大程度的改善、政府需要投入多少成本来实现这一目标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科学依据和合理分析。

“不过，比较确定的是，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以后，它所能带来的健康效益一定会远高于我们的投入资源和成本。”朱彤告诉记者，从更积极的层面来说，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也会为那些清洁、高效的绿色产品和产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将进一步彰显我国绿色发展的底线，凝聚打造新质生产力。

“要尽早把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修订纳入日程，使我们降碳减污的行动更有指导性，并带来更加优质先进的绿色发展的路径。”朱彤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