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科研环境是指与国际科技创新开放相关的总体环境，既包括科研平台、科技设施等“硬环境”，也包括政策制度等“软环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科研平台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硬件基础，符合科研发展规律、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制度是吸引、凝聚国际创新资源的软件保障。一个国家的国际化科研环境越好，就越能成为国际科技创新资源的枢纽，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创新主体等聚集本国并高效开展科技创新工作，有效促进知识、技术、数据、资金等创新要素的双向国际流动，大力提升国家科技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和引领力，进而促进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在促进高水平科技人才国际流动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外国人才服务保障政策，为国际人才来我国进行科研合作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不断完善科研人员出国（境）管理办法，简化相关手续，为我国科研人员出国交流合作提供便利。在促进科技创新主体国际流动方面，我国不断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积极支持跨国企业来我国进行投资开展研发和生产活动。同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引导国际科技组织来华登记并设立总部，积极争取国际科技组织或分支机构来华设立秘书处。我国还在探索更深层次科技创新制度性开放，包括深化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建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平台向全球科学家开放使用的机制等。这些政策措施推动我国国际化科研环境不断完善，吸引越来越多的科技资源集聚我国：越来越多的外国科学家来华工作，2010—2021年期间有1万多名华裔科学家从美国回到中国工作，其中一批国际顶尖科学家在国内建立高水平科技平台，如丘成桐在清华建立的数学科学中心，施一公建立的西湖大学，颜宁建立的深圳医学科学院等；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聚集我国并建立研发机构，外资企业研发机构的数量从2010年的近2500家增至2017年的近7000家；国际科技成果不断增加，我国国际科技合作论文从2012年的4万多篇增至目前的14万多篇，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从2012年的不足2万增至目前的近7万；对全球高技术产业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从2012年占全球比例的16%增至目前的20%以上，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技术委员会和分委会中承担的秘书处职位从2000年的9个增至2021年的68个。

但由于发展时间短，我国科研国际化程度较发达国家仍存在一些差距。一是人员和资金的国际化程度较低，相关科研院所的外籍科研人才占比不高，外国留学生数量很少，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二是我国发起、主导和参与的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以及国际科技组织较少，在新兴技术标准治理方面的国际参与程度有限，如在ISO的100个数字化相关（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交通系统、健康信息学等）的技术委员会和分委会中，中国担任7个秘书处职位，低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数量。同时，近年来出现的逆全球化思潮给我国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出口管制、投资限制、研究安全、电信许可以及金融制裁等政策工具导致我国科技国际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下降，如我国赴美留学的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博士生占美国国际博士生的比例从2018年的37.4%降至2020年的35.8%，SCI论文的国际合作率从2018年的27%降至2022年的20.6%；外资企业在我国的研发机构从2017年的近7000家降至2022年的6599家；美国在我国的风险投资从2018年的194亿美元急剧下降至2020年的25亿美元。

针对我国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守好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扩大开放。一方面要着力破除科研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科研制度，让国内外科研人员愿意在中国潜心开展研究；另一方面要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鼓励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优化科研机构对外交流合作管理机制。此外，还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动电信、互联网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加快制定科学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细则，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