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今天，人们越发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科技创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新优势的战略先导地位更加凸显。当前，我国将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既包括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主体，也包括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载体。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就是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中，围绕科技创新主线任务，搭建创新主体间的互动平台与合作机制，不断加强各主体之间的协同与配合，推动有组织、建制化、体系化的重大科技创新。

现代科技创新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其中，由国家力量推动重大科技成果产出是最重要、最普遍的方式之一。一些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成果转化的政策体系，国家决策的关键作用和高校、社团、企业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了新技术的萌发。如，互联网就是从美国官方机构创建的阿帕网（ARPANET）发展而来的，后来经过科技组织的推广，逐渐向全社会开放，催生了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实现了国家力量下互联网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的良性循环。可见，一些现代重大科技创新不是偶然的，很多时候需要国家力量的引导与推动。重大科技创新具有主体多、风险大、周期长等特点，如果没有国家组织机制作为保障，很难有效协调多方主体、共同攻克科技难题，实现技术突破与应用创新。

在科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6世纪的意大利、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德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是世界科学中心，世界科学中心的多次转移见证了国家实力的此消彼长，其背后无不是机制变革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1810年德国创办柏林大学，主张“教学与研究相结合”，把科学研究作为大学的第二职能，促进了科学研究与工业化的结合。在此条件下，爱因斯坦、普朗克等顶尖科学家的人才引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催生了大量新的科技理论与应用。此外，西方国家较早建立了诸如知识产权、教育、反垄断、投融资等领域的相关体制机制，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科技体制改革让科技创新的活力动力得以迸发，对塑造科技实力强劲的大国强国起着关键作用。

当前，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入发展，面对动荡的国际形势和西方国家的蓄意“脱钩断链”、打压封锁，重大科技创新无疑是我国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动力，是我们攻克“卡脖子”难题、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核心。近年来，我国着力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成立了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实现科技领导和管理体制的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这正是应国家战略之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关键举措，有助于我国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着眼于现实需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是打破制约科技创新桎梏的现实考量。当前，我国重大科技创新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创新活动实效来看，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及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创新目标不一，有的谋求科技产出的效益，有的为了学术成果的评价，有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各创新主体之间价值目标存在“错位”，联动性不佳，有可能形成“孤岛效应”，不利于创新发展。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互动来看，产业与技术的融合欠佳，技术成果转化仍有不畅，从科技创新到成果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尚需打通。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来看，还存在治理效能不高等问题，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有效联动和系统集成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有助于解决创新主体间组织化、协同化程度不高和资源配置重复分散的问题，通过统筹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和重大任务之间的关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构建高效顺畅、开放协同、富有活力的科技创新体系。

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就要通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做好系统谋划，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形成政府部门、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科技组织和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合力，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效能，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和有效应用。充分发挥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三者相互支撑作用，加强统筹和系统集成以破解重大科技创新难题，塑造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新优势。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持续营造企业创新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发挥领军企业高效集聚资源的能力和对市场的洞察力感知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作者系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